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 全球治理领导权问题与中国的角色定位(3)

总的来说，它们更喜欢现状的确定性，而不喜欢变化的不确定性。而且，那些居于从属地位的国家的统治者及其联盟，经常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结盟，并且把它们的价值和利益看成同后者的价值和利益是一致的。那些帝国和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则提供公共商品(安全、经济秩序等)，作为其他国家服从它们领导所得的利益。”⑦第三，世界性权力转移需要国际制度的创新和保障，而创新国际制度需要发挥核心国家的引领作用。世界秩序急剧变迁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世界性的权力转移以及国际制度的重建，后者的成功与否，能够对世界性权力转移的外部环境与运行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守成国与挑战国无疑希望能够通过制度创新解决新旧秩序的规则对接问题，但是，如果不同制度方案体现的更多的是对抗而不是对接，那么，这就是暴力创制而非合作创制，理性的选择是让有国际责任的大国发挥引领作用，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国际协调，形成适合于制度创新的权力安排，这本身就是国际领导的诞生过程，因此，那些注重国际制度创新的学者，一度成为研究霸权的最积极的学者。

新时期的全球治理客观上需要相应的国际领导行动

全球治理的进步性、危机管理本质与权力转移背景。全球治理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全球性问题的共同治理，是区别于国家治理、区域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它具有鲜明的进步性、危机管理性和权力转移的背景。首先，它是一种进步的人类事业。进步性是国际治理的基本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国际政治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顺应世界政治前进潮流，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国际政治活动，都是进步政治的组成部分。战后西方国家出现的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以及社会建构主义，虽然有着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历史局限性，但都相信人类政治现象是向前发展的，并从技术上提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理论主张，又有其进步性的一面。从国际政治实践看，19世纪欧洲协调过程中最终废除奴隶贩运制度、20世纪初华盛顿—凡尔赛会议把民族自决、公开外交等原则上升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二战期间五大国筹建联合国，都是国际政治进步性的体现。全球治理又是国际政治发展到最近阶段进步性的集中体现，它的主体比传统的国际统治主体更加丰富，不仅包括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还有非政府组织甚至著名的国际活动家，它更加贴近人民主权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更加讲究国际法治和共同治理，是对权力政治的一种超越，符合国际关系法治化的方向；全球治理着眼消除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提高全球社会的共同福祉，让全球化为人类服务。

其次，全球治理具有强烈的危机管理性，全球治理是对于上个世纪以来日渐严重的全球危机的管理，特别是对于核扩散、气候变化、极端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综合治理，这些问题已经随着经济的复合相互依存而叠加在一起，构成了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威胁，从而使得全球治理成为人类自我拯救的共同努力。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例，学术界认识到，“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破坏性是前所未有的，暴露了全球经济多方面的失衡和结构性矛盾，突现了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重大缺陷，是最主要的全球经济治理的对象之一。”而近年来系统性经济危机的破坏性呈现弱化迹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化推动了国际协调的深化发展，世界各主要国家倡导全球协调共渡难关，对于遏制危机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⑧这就是二十国集团、七国集团以及金砖国家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主要任务。

第三，全球治理具有明显的权力转移背景。当下正在进行的全球治理与正在进行的世界性权力转移互为背景，交织在一起，不仅使得全球治理成为一项错综复杂的进程，也使得当前的权力转移富有进步意义。守成国一方面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支持全球治理，甚至本身也是全球治理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又不甘心让新兴国家搭上全球治理前进的便车，企图给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制造障碍，使得本来并不顺畅的全球治理更加困难重重。正是由于全球治理具有进步性、危机管理性和权力转移相关性，而本文在第一部分认为世界秩序发生剧变之际最需要确立领导权，因此，全球治理自然成为一项须臾不可缺少有效领导权的国际政治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