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 全球治理领导权问题与中国的角色定位(5)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不妨称之为全球治理的第三波。这个时期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怎么办？”这时的全球治理主要是考虑人类生存问题，主要是因为气候变化明显、极端恐怖主义建国、资源竞争恶化、全球发展失衡、全球治理赤字、文明冲突加剧等全球性问题积重难返、厚积而发的全面性国际公共管理危机，这场治理超出了意识形态斗争、国家身份冲突和区域地缘政治等范畴，这就需要世界领导者从更加长远的战略视野、更高的道义立场思考全球政治问题。由于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采取了不断收缩的战略姿态，而欧洲作为战略力量的作用在不断下降，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等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国际社会期待新型的全球治理领导者出现。

2030年的全球治理领导权问题及中国的引领作用

2030年是一个近年来被国际社会激烈讨论的年份，被学术界誉为世界性权力转移的里程碑时刻。这主要是因为，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新兴国家集体崛起为与传统欧美发达国家同等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世界秩序变革到达了一个历史的临界点，全球治理进入了第三波的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由于新兴国家大部分是昔日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东方国家的代表、混合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实践者，因此，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客观上形成了东西方的文明对话，意味着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道路不再占有主导地位，一种新的、非民族国家支撑的、后现代性的治理模式很可能在东方世界获得完全的合法性并被西方世界所接受，这样，这个年份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从国际政治角度透视这个年份的本质，无疑首先就是全球治理向何处走，全球治理的领导权将以何种形式实现。

2030年全球治理特点对全球治理领导权的要求。在未来十年多的时间里，国际政治继续呈现出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一致性与多样性、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政治进取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的冲突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全球治理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重建全球治理的领导权，完成世界性权力转移是下一个阶段国际政治矛盾的主要方面。

首先，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交织，治理形势严峻，治理赤字扩大，全球治理亟待治理的协同性和主动性。正如美国未来学家指出的，“未来15至20年，随着权力比今天更加分散化，不断增多的各类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以及诸如城市等的次国家行为体，将发挥重要的治理角色。各类玩家不断增多，需要他们肩负着解决重大跨国挑战的任务，但由于价值观各异，因而过程将更加复杂。守成国和新兴国家之间将缺乏共识，2030年，多边治理将举步维艰。由于长期的积重难返，全球治理可能更加支离破碎”，将出现三种预测的前景：最坏的全球治理前景是出现“大停滞的世界”，亚洲发生“大博弈”，地区冲突风险剧增，域外强国会介入，从而引发全球政治动荡，全球治理赤字突现；更加现实的前景是，全球失衡加剧，更多的国家离开欧盟，美国在能源方面实现独立供应，其依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不再全方位地领导世界，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均表现平平，中国的国内治理出现问题；最乐观的前景是，出现一个“大融合的世界”，中美欧战略伙伴关系体系建立起来，中国国内改革推动大国间政治信任实现，技术创新带来全球财富的快速提升。(12)从美国上述权威机构的分析看来，追求“大融合的世界”，关键要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波技术创新的浪潮并加强大国间的联合。这也正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治理全球性问题的主要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美国对于自己国际身份的定位。美国如果定位于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和反全球化的力量，则对于全球治理是一个致命性打击，而中国若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无法与其他大国建立起政治互信，则会对全球治理联盟的建立产生负面作用。可见，中国的国内治理与美国的全球责任仍然是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只有中美的联合治理与战略伙伴的成功，才是这次世界性权力的和平与顺利转移的战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