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 全球治理领导权问题与中国的角色定位(6)

其次，全球治理机制建设任重道远，必须更加体现新兴国家的代表性和决策权。“到2030年，当前大部分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如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将实现转型，新兴经济体会在其中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这些新兴经济体，既包括我们熟知的新兴大国如巴西、印度和中国，还包括一些第二梯队的新兴国家，它们将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像2008年为解决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取代了七国八国集团那样，我们可预见其他的一些多边协调机制也会更新换代——多半会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产生。即使2030年的全球机制很好反映了各国实力地位的变化，但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日渐增多的全球挑战仍不可知。要在合法性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将变得更加困难：当一个决定做出时，既要确保所有相关国家都能参与其中，又要限制有决定权的国家的数量，以保证决议顺利推出。多极化推进与权力扩散齐头并进，将使国际机制改进升级难上加难。可如果不改革，这些国际机制将在广大新兴国家的公众眼中丧失合法地位。”(13)将新兴国家这个群体纳入全球治理领导集体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实体已经构成了世界治理的半壁江山。二是新兴国家强烈要求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改革和重建。学者们认识到，到了2030年，中国已经开始承担全球责任，而美国虽然仍然提供全球领导力，但将以合作的模式平等对待亚洲国家。“2030年的秩序，可能是没有主导力量的多极秩序。新秩序需要一个共同的愿景，以及一个将亚洲各国政府吸引到全球体系的共同战略……当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平等接受来自亚洲经济新势力的声音时，重心转移就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4)

第三，全球治理的多层次和不确性发展，未来的世界领导权具备了多层次和综合性的特征。全球治理受制于全球性问题的层出不穷，以及传统大国的战略收缩和区域治理一体化的受挫等因素，其进程不时地为地缘政治危机和金融危机等打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领导权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通信技术突飞猛进，权力扩散更加多维，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多重结合，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行使霸权，未来的世界“领导力将越来越是一种地位、接触能力、外交技巧和建设性行为等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15)也就是说，未来的世界领导权，不是某个超级大国的单打独斗、一统天下，这显然是那些追求单极世界的国家的最大挑战。

第四，未来的全球治理将具有更多的世界治理的意味，需要领导者提出较以往更加彻底的新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世界政治形式建设方案，这将具有世界历史性和革命性。全球治理领导权，首先是经济领导权和安全领导权。根据莫德尔斯基的世界领导权学说，领导权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地理上须是有“安全盈余”的岛国或半岛国家；国内政治稳定开放，为对外领导提供保障；在世界经济中居于领先地位；能够维持海军力量等全球性政治和战略组织，集中拥有占世界整体一半以上的海军力量，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运用。(16)这四个条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条件属于经济方面的条件，因为第一个条件看起来是地理条件，实际上是指靠近海洋、便于开展海外贸易、具有开拓世界市场的持续追求和创新能力，在当今世界，由于通信能力和交通运输技术已经大大改变了地缘经济的格局，因此，是否为海岛或半岛国家已不再是必要条件，到2030年，每一个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国，都基本上具有了这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则是一个硬性条件，未来全球治理的领导权首先是经济领导权，而具备这个条件，则要具有拥有世界上排名第一的经济总量，占主导地位的外汇储备和贸易总量，具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规则制定权，该国的货币成为流通最广的货币。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经济领先，主要是指以经济创新能力为中心的综合经济实力。第四个条件属于安全领导权，即该国能够提供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公共物品，能够迅速处理地区危机，压制各类危害国际秩序的行为，确保国际体系能够正常运转。因为海军常常是现代国际安全和军事的标志性力量，所以莫德尔斯基非常重视海军的作用，但实际上，到了2030年，安全领导权除了海军力量之外，网络安全军队的超强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需要进一步注意的是，第四个条件中有战略组织力这个子项目，战略组织力包括世界大国建立创造性联盟、筹设以我为主的国际体系的力量。这是一点具有根本性，涉及莫氏当时并未充分认识但今日已为世人高度认同的大国软实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