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 全球治理领导权问题与中国的角色定位(7)

2030年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重要机遇。一方面，中国具有引领或引导全球治理的基本客观条件。一是欧美的相对衰落与亚洲的崛起，赋予了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者条件。“2030年，国家间的权力扩散将产生巨大影响。以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军事开支和科技投资为依据来衡量全球实力，亚洲将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中国很可能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这个巨变过程中，全球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将主要看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是否良好，传统的西方世界的表现的重要性将有所下降。除中国、印度、巴西外，其他地区大国，如哥伦比亚、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和土耳其，也将成为对世界尤为重要的国家。与此同时，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等经济体将衰退下去。”(17)我国的研究也表明，2030年新兴国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角色日益突现，世界产品工厂从北方国家逐渐转移到南方国家，世界市场也同样从北方国家逐渐转移到南方国家，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在国际货物贸易进口中的地位将转变为“六四开”，其中2030年中国的进口总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比重将超过四分之一，中国境外投资将达到4.5万亿至5万亿美元，成为最大的对外投资国，GDP总量将大大超过美国且为后者的两倍。(18)由于全球治理首先是全球经济治理，国际领导权也首先是全球经济领导权，因此，经济上的成功是赋予中国引导全球治理的最大机遇。

二是美国正在执行一种“有限领导权”战略，希望美国的领导权是一个有限收缩、有序转移的过程。即使当前鼓吹美国再领导一百年的美国政治家，也承认美国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进行全方位的领导。这就意味着美国愿意分享领导权。实际上，自佐内克于2003年提出中国责任论以来，美国政府就开始了与中国分享领导权的尝试。特朗普虽然在就职仪式上强调奉行“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但从打击叙利亚、制裁朝鲜、出席G20会议等一系列实际行动来看，美国不会轻易让出世界领导地位，只是改变以往的全方位领导方式。(19)2030年，中美两国从中国责任论、中美共治论、新型大国关系理论以及命运共同体理论等话语互动中逐渐形成了战略共识。这样，美国的有限领导权战略就为中国接手部分的领导权预备了相当大的政治空间。

三是中国海上军事力量跃升世界前列，具有处理全球安全治理和危机管理的能力。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超强地位将继续朝着下行的方向演变，“在2030年，美国仍是全球第一军事大国，不过其国防开支是否能够保持在当前水平还有待检验。七国集团的传统军事优势也将慢慢消失”。(20)另一方面，中国的军事力量的现代化水平将有较大的跃升。当前，中国军队正在进行人民解放军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变革，其要点就是抓住当前世界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更新军事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完善议事决策和工作机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21)正是基于这种战略思考，中国军队在更新军事思维、完善指挥体系、加大军民融合、提高武器装备水平和后勤保障能力的同时，十分注重军事力量的海外运用。为了切实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我军加大了对海外力量运用的各种准备，陆续制定了《军队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条例》等军事立法，加快了与有关国家建立双边或多边航管与保障协议以及其他军事合作协议的步伐，积极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海外补给点，不断增强军事力量海外运用能力。(22)随着国产航母的下水，越来越多的美国战略专家对中国的海上力量发展持乐观态度。(23)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提升和军事预算制度的完善，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向前的军事变革，到2030年，我军将担负起更大范围内维持国际和平的责任，将与其他新兴国家一起，填补超级大国战略收缩后的国际安全保障的真空，初步具备与国力相称的治理全球安全问题和冲突的能力，为履行全球治理联合领导权奠定足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