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来华历史意义_耶稣会来华传教的过程_耶稣会士来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9)

尽管瞿太素在领洗仪式上信誓旦旦, 声言自洗礼之日起, 将把“残存” 在“头脑里的对于伪神和环绕着它的不合理的教义的信仰彻底扫除干净”50。事实表明, 这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事过4年之后, 即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 , “因为这位瞿汝夔极度地沉迷于炼金术中,甚至还竭力劝说里奇(利玛窦) 跟他一道出去学炼金术” , 致使利玛窦不得不敦促他“做一个全面的忏悔, 要他遵循(耶稣会创始人) 依纳爵的《神操》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51 。这就说明, 即使一位中国文人虔诚地皈依外来的宗教, 他也很难摆脱过去“残存” 信仰的困惑, 很难抛弃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

综上所述, 通过对瞿太素与利玛窦20年交往过程的考察, 我们首先看到, 他们这种交往不是个人之间的偶然行为, 而是中国与西方这两个“伟大文化之间的第一次真正实质性接触” 的反映和表现52 。如利玛窦的祖国意大利, 作为文艺复兴的故乡, 十六七世纪不仅依然奔着人文主义思潮, 而且是“最先出现近代科学发展中的兴隆时期的国家”53。由于耶稣会重视教育, 加之利玛窦对于古典人文主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偏爱, 于是, 当他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 并且根据中国情况确定传教“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 的策略之后54 , 他的那些来自欧洲文化最先进地区的学术素养, 自然为他同中国士大夫的友好交往, 为寻求教义与儒家学说的一致性和互补性, 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条件。与此相对应, 瞿太素亦来自中国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一个博学鸿儒的家庭。他那深得中国文化孕育之灵气及诸多优秀品质,使他作为具有开放意识的中国文化的代表, 不仅是最早学习西方科学的带头人, 而且是中西文化融合的推动者。瞿太素与利玛窦20年相濡以沫的情谊, 无疑为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树立了榜样。

其次, 通过对瞿太素被封建家族排斥的披露, 以及对他驳杂的儒释道信仰向教皈依过程的揭示, 我们可以看到, 处于明末那个“天崩地解” 的时代, 士大夫阶层在信仰、道德和传统价值观方面所面临的危机。作为瞿氏家长的瞿景淳, 是循科举入仕固守儒学本业的大师, 素以道德文章著称于时。但从纵容家奴和处理家事为乡里攻讦, 及耽于女色的丑行来看5 , 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他的克绍其裘的长子瞿汝稷, 表面上以维护礼教相标榜, 实际上却是一个弃儒宗禅的儒学异端。他早年即埋头于禅理, 以为儒家“圣人文艺之精蕴…… 非读竺(佛门典籍) , 不能得其真”56 。由他辑录祖述禅宗传人的《指月录》, 被誉为“禅林秘宝” 而风行海内。晚年更追随太仓人管志道讲究“三教合一” 之说, 口头上虽宣称“无问学儒学佛道, 苟得其真, 不妨唤作一家货”; 而其精神实质则在于“以佛代儒, 一统三教”57 。如果说瞿汝稷的异端思想还只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内, 为追求“真” 的境界(真理、真实、真空) , 而以佛家的禅理来取代儒家的正统思想的话, 那么作为景淳第二个儿子的瞿太素, 则较他的兄长走得更远。他先是沿着与汝稷相似的思想轨迹, 走儒释道“三教合一” 的道路。然而, 他并没有就此止步。经过十多年的犹豫、徘徊之后, 他终于超越传统的信仰和习俗, 在皈依外来宗教的过程中, 寻求中国传统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的调和与融合。由此看来, 瞿太素皈依教并非孤立的现象, 它是在明末社会纲常隳坏的情况下, 士大夫为寻求精神寄托和思想出路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后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的皈依, 亦应作如是观。

①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册, (台北) 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 第98、122页。

②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 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245- 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