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来华历史意义_耶稣会来华传教的过程_耶稣会士来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7)

这一切努力, 终于使利玛窦在南京开辟新教区的打算如愿以偿。在此之后, 为了扩大教在中国知识阶层的影响, 瞿太素还组织了利玛窦与崇拜偶像的佛教大师之间的宗教辩论。瞿太素先是把他的旧友、南京城最受人尊敬的偶像崇拜者李汝祯介绍给利玛窦, 试图改变他的佛教信仰。经过辩论李汝祯词穷力屈, 但并不服输。不久, 又举办了名僧三淮(槐) 同利玛窦更大规模的辩论会。表面上主持人是李汝祯, 而实际策划者则是瞿太素。当利玛窦借故推托不想与会时, 是瞿太素建议李汝祯数次派人去坚请。继而又是瞿太素亲自陪同利玛窦出席这次“鸿门宴”。在有关造物主、认识论和人性善恶的辩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还是瞿太素出来平息了这场风波。并且宣称: “据他看来, 利玛窦神父的问题一点也不是不合时宜的”。经过瞿太素如此精心的组织和维护, 利玛窦在辩论中占了上风。其影响是“在为之道奠定了基础”36。

至于1600年(明万历二十七年) 5月, 利玛窦贡献方物进觐北京之行, 也是事先跟瞿太

素仔细商议之后才付诸实施的。原来进晋北京, 乃传教士的夙愿。利玛窦思忖南京教区逐步巩固, 从澳门采办的进贡礼品业已送达, 似乎北上时机逐渐成熟。但是, 如此估计是否符合实际, 进京须采取哪种办法较为稳妥, 这些利玛窦并无十分把握。此时, 能够推心置腹地进行商议之人, 便是瞿太素及其朋友。“瞿太素已离开南京一些时候了, 但最近又回来办事, 同神父们住在一起。于是利玛窦神父就找他和前面提及的由瞿太素介绍给他的一位共同的友人(指李心斋—— 引者) 一起商量。” 三人的意见一致之后, 便直接去找皇帝的顾问祝石林帮助。

当祝石林肯定北上计划选择的时机不错, 并满口答应为之办理通行的官方证件, 利玛窦才欢欣鼓舞地收拾行装准备登船上路37。通过瞿太素在中西文化交往初期活动的回顾, 我们看到, 无论是中西之间在科学技术领域最早的交流和相互了解, 还是利玛窦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路线的确立, 或者传教团在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地区的扩展, 均得力于瞿太素的引导、中介和谋划的作用。正如同科技交流、适应路线和教区扩展总的来说有利于在融合和改造异质文化的条件下, 传统文化的进步与革新一样, 瞿太素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地位是应该肯定的。

三

伴随着耶稣会传教团在瞿太素帮助下不断取得进展的过程, 也就是瞿太素本人由一个儒释道的泛神论的信奉者, 变成虔诚的的过程。

首先, 我们从瞿太素出身于一个博学鸿儒的家庭, 家学的渊源和幼年曾得到像官至南雄知府黄门这样的家庭教师的启蒙, 以及他在《大西域利公友论序》中所显露的那种对儒家典故谙熟于心的情况来看, 瞿太素显然具有良好的儒学修养。而从他力劝利玛窦改穿儒服, 以及经常同各地方大吏(总督、巡抚、道尹) 和著名儒学大师(如江西章本清、南京李心斋之流) 往返交际之中, 亦可见他对儒家传统的重视和对自己所享有的儒士名流特殊地位的喜爱。

这些无不表明, 在当时人的心目中, 瞿太素是一位学有根柢且受人尊重的儒学名家。

其次, 瞿太素又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他年轻时即摆脱孝道的约束而放荡不羁, 再

加上其绝意仕进拒绝做官的心态, 使他在弱冠之年( 20岁左右) 便由儒家信仰而转向道家崇拜。这从他平日弃汝夔名讳不用常以太素道号自称38 , 以及他因迷醉炼金术而患狂热病可以得到证明。众所周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和道家是两个不同的体系。

再次, 瞿太素跟他的兄弟一样, 还是佛教偶像崇拜的信仰者。利玛窦在谈到瞿太素长期未能成为徒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于“他对偶像崇拜深有修养, 关于这方面正打算写一本可以使他大享盛名的书”。而瞿太素在领洗加入教的仪式上所发表的信仰声明中也承认, 之所以长期以来不愿谛听上帝的声音, 亦在于“我宁愿追随释迦的教派(释迦是中国主要的偶像) , 虽然我充分了解到它是违反理性和真理的, 我广泛宣传这种教义”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