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来华历史意义_耶稣会来华传教的过程_耶稣会士来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5)

有关瞿太素的此项建议, 传教士艾儒略记曰: “姑苏瞿太素者…… 适过曹溪, 闻利子名,因访焉。谈论间深相契合, 遂愿从游, 劝利子服儒服。”24当时中国著名天主李之藻亦云:“利氏之初入五羊也, 亦复数年混(指僧人打扮)。后遇瞿太素氏, 乃辨非僧, 然后蓄发称儒, 观光上国。”25虽然艾、李二氏纪言寥寥, 但若联系历史进程来考察, 便不难发现该建议丰富的内涵, 及在传教策略转变中的关键性作用。

原来, 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初入肇庆, 因人地生疏、势单力薄, 遂有依傍佛教在中国的根基, 以培植教势力的打算。于是, 他们剃度易服, 一色中国和尚的打扮, 自称“天竺国僧” 人。这时他们对儒家学说, 持强烈批评的态度。在由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孟三德主持编写的《对话录》中, 声称孔子未能提及万能的上帝和来世, 又强调崇拜祖先, 故“他很难、甚至绝对不能免于偶像崇拜的罪行”26 。很显然, 来华传教士如坚持这种不顾及中国传统文化及风俗民情的立场, 那是很难在中国找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罗明坚、利玛窦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 上述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不过, 由于传教士未能真正将立足点转移到尊重和适应中国传统文化, 并力图融入传统文化的社会载体中国知识阶层上来, 故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总是飘忽不定。由罗明坚撰写并经利玛窦修订出版的《天主圣教实录》, 便是这种思想矛盾的产物。一方面传教士已经选择崇拜偶像的佛教, 作为抨击的主要对象; 另一方面却仍然以和尚装束和僧人名号自诩。一方面不得不对中国最出名的儒家教派表示礼敬, 并汲取其中一些思想因素和论证方法; 另一方面又将儒家礼拜天地的信念斥之为异端邪说。一方面热望同中国知识阶层发展友谊, 另一方面则又无情地批驳他们的习俗和信仰27。

正当传教士在如何对待中国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问题上, 陷入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的时候, 瞿太素有关改穿儒服的建议, 不啻引导传教士走出困境的指路航标。它固然使传教士可以免除因和尚社会地位低贱的连累而不为士大夫阶层所接纳的屈辱, 由社会阶层的边缘进入主流社会。但同时也意味着传教士不得不改弦易辙, 收敛那目空一切的宗教狂热, 以较为平实和虚心的态度来熟悉与了解儒家学说。在瞿太素的点拨和引荐下, 利玛窦同中国士大夫的交往愈益密切。自进入江西之后, 传教士便彻底“摆脱讨厌的和尚称号” , 而“被认作是有学识的阶层”。利玛窦则更以“神学家与儒者” 的身份, “出入文人学士的场合” , “自由和官吏显贵们交往”28 。传教士就这样跻身于中国的主流社会。

正是改换儒服带来的社会地位变化的喜悦, 及同知识阶层密切交往的需要, 促使利玛窦对儒家思想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据《利玛窦书信集》介绍, 在瞿太素提出建议后的1593年, 韶州的中国传教团“都在研究中文” , 其选定的课本便是儒家经典《四书》。先是由利玛窦向别的神父讲解此书, 尔后又把它翻译成拉丁文, 并加上了简要的注释。从此, 《四书》遂成为传教士必修的课程。“凡传教师之入中国者, 皆应取此书译写而研究之。” 在此研究、翻译和注释过程中, 利玛窦对儒家思想产生了好感。他称《四书》是“一本良好的伦理集成” ,“不次于古代罗马任何著名作家的作品”29 。

以后数年间, 利玛窦又聘请了具有较高素养的中国教师, 为之专门讲授《四书》《五经》。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究, 利玛窦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即在古代儒家经典和教义之间, 存在着不少相互吻合的地方。如利玛窦1595年11月4日从南昌寄出的信中, 已经明确谈到在中国老师帮助下, “我们曾从他们的经中找到不少和我们的教义相吻合的地方… …获知一位天主、灵魂不在不灭、天堂不朽等思想全都有”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