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文化_隐士 蒋星_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7)

君子以忠信为利，礼义为福；苟忠信礼义之不存，虽禄之万钟，爵

以侯王之贵，君子犹谓之祸与害；如其忠信礼义之所在，虽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为福也。况于流离窜逐之微乎？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尝以动其中者，诚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诚有以取之，则不可谓无憾。使吾无有以取之而横罹焉，则亦瘴疠而已尔，蛊毒而已尔，魑魅魍魉而已尔。吾岂以是而动吾心哉！[45]

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王阳明虽然身份低微、命运不济，但他却并没有因此屈服于权贵强人之下，而是充满了自信与从容，断然否定了外在的权威和价值标准对自我的厘定，而明确肯定了自我的主体地位。阳明正是在面临生存的绝境时，并没有只是激愤甚至消沉颓废，也没有屈世媚俗，而是进一步觉悟了外在的权威、祸福、荣辱对于自我生命的无益，发现了自我良知对于生命存在的根本意义，从而空前地挺立起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和主体意识。显然，王阳明的这种生命价值和主体意识的挺立，对于其思想观念的转变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正象左东岭所指出的：

龙场悟道从心学的学术意义上讲，可以视为是其起点，或者说是阳明思想转向的标志。但龙场悟道还有比学术本身更加重要的意义，对此已有人作出过颇有价值的论述，现再进一步作出强调。对王阳明本人而言，龙场悟道的意义在于：他一方面动用前此所掌握的禅、道二家的修夫，解决了他遇到的实际人生难题，即当其身处逆境时，得以超越外来的诸种威胁而保持心境的平静空明，从而使其避免陷入悲观沉沦；同时他又以儒家的心学理论（尤其是从湛若水那里了解的白沙心学），提升了禅、道二家的人生境界，即摆脱精神苦闷的目的并非完全为了一己的自我解脱，而是为了保证其在艰难的境遇中担负起一个儒者应有的人生责任，这包括关怀他人，留意国事，讲学不辍，保持自我节操等等。可以说，阳明先生通过龙场悟道，用释、道的超越理论应付了险恶的环境，又用儒家的责任感坚定了自我的用世之心。[46][1]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历来缺乏独立性，总是依附于朝廷和先圣的支撑，一旦离开这些，便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和失落感。然而阳明与他们不同，虽然他也曾有过短暂的委屈感和迷茫，但他很快就超越了一般士人的“怨妇”心态，不再忧谗畏讥，不再患得患失，不再不知所措，而是把自己的人生基座和价值取舍标准定位在自己心里，从而获得了从容淡定、自由潇洒的心境。正因此，他敢于断然拒绝向州守屈从，否定世俗的价值取向的合理性，豁然开悟到“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心性本体，“视险若夷”的从容超然，以及“随处风波只宴然”的适意自得。这显然是阳明生命境遇中的一次巨大转折和全新体验，对其以后的思想和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精神上的蜕变，无异于一场全身心的新生，难怪王阳明于中夜大悟后，“不觉呼跃”，惊喜异常。

嘉靖三十年在龙场为阳明先生建祠时，其得意罗洪先特撰碑记以志，其中具体地讲述了龙场悟道对阳明人格心态的巨大转变作用：

先生以豪杰之才，振迅雄伟，脱屣于故常。于是一变而为文章，再变而为气节。当其倡言于逆谨盍政之时，挞之朝而不悔，其忧思恳款，意气激烈，议论铿訇，真足以凌驾一时而托名后世，岂不快哉！及其摈弃流离，而于万里绝域，荒烟深菁，狸鼯豺虎之区，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无一可骋者；而且疾病之与居，瘴疠之与亲，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势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辗转烦瞀，以须动忍之益。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后如大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凡平日所挟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实足以增吾之机械，盗吾之聪明。其块然而生，块然而死，与我独存而未始加损者，则固有之良知也。”[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