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文化_隐士 蒋星_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2)

守仁生而为祖父母所钟爱，长而因父亲的地位而受人尊重，加上天赋异禀，目空一切，虽因录囚江北而对社会有了真实的了解，虽因上疏言事而受廷杖、下诏狱，但所见所闻，大抵离不开士大夫的圈子。到龙场之后，见到的是中国最落后地区的民风民俗，听到的是中原流亡者对中国最阴暗面的揭露，这才以最底层的身份，真正接触到了最底层的社会。直到这时，他的肉体，才真正经受了有生以来最艰苦的磨炼；他的灵魂，才真正受到有生以来最激烈的震荡；他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才真正开始了有生以来最本质的飞跃。[11]

王阳明在这种最真实、最底层和既充满艰难困苦又有自然纯朴之趣的生活世界里，认识上开始出现的有生以来最本质的飞跃就是为其圣学找到了一个生活的基础，而这种生活基础原本就是一切思想的本源。可以说，惟有生活是最本源的存在。生活之外并无所谓存在，生活之外一无所有。生活是一种有意味的生存。中国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活哲学，是对自己和他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生活体验的“叙事”，是对一种有意味的生存境域的展示。从这一意义上说，有些学者把儒学看作是“生活儒学”是不无道理的。[12]原始儒学有一个以生活本身作为本源的传统，孔子正是以切己的“生存叙事”展示了“生活儒学”最平实丰富的光芒。胡适在其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作《尝试集》中有一首新诗《孔丘》，就以将孔子从神坛拉回到人间的方式展示了一个在真实的生活世界中的孔子形象：

“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 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

《论语》都可废。[13]

其实，何止是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子都无不是从自己所身处和面对的真实的生活世界出发来构建其形上之思和形下之学的，它们的不同思想和主张往往基于对生活世界的不同观察和体悟。特别是道家，它以“道”为最高的价值原则和存在本体，但这个“道”不仅来自于人自身生活世界，而且来自于人与自然万物共同生存的世界，来自于整个宇宙的整体性存在。在道家看来，这样一个世界是一个“道通为一”的本真本然世界，是宇宙包括自然万物、人类社会的物质存在和精神生活得以可能的最深层本源。回归于这种“通道为一”的本真本然世界，无疑会为人类摆脱各种生存危机和困境，过一种有意味的生活提供一个无限的可能境域。就此而论，王阳明在龙场对真实的生活世界的回归，无疑显示了其与早期儒道致思路径的契合，的确为其脱离思想的摇摆，“中夜大悟”，发明本心内圣之学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年谱》曰：

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14]

真实的生活世界并不都是和谐、富有诗意的，它可能更多的是充满了艰难困苦的。然而，正是“艰难困苦，玉汝以成”，多姿多彩的思想花朵和果实往往绽开、成熟于“艰难困苦”的真实生活境遇之中。孔子的仁学成于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甚至“累累若丧家之犬”的颠沛流离之中。王阳明对此也自是深有体味，他在后期曾一再地说明其良知之学得之于自己“千死百难”的生存危机和生命体悟，实不是虚言。从这一意义上看，阳明哲学实可称之为一充满鲜活生命的生活哲学。而其充满平民精神的哲学特质，以百姓日用之事为圣学，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平民化观念，也应是源于这种对平民化的、真实的生活世界的体验和感悟。原始道家、儒家都有“道在伦常日用之中”的观念。道家在形上学层面强调道与万事万物的统一、认为道遍存于万物之中、甚至日常生活、屎尿之中；儒家也有此观念。孔子罕言天道，其反映的一层意思就是注重从近处、从实际生活、从具体境遇上入手，《论语》中说：“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5]现在的学者们都喜欢谈高深的大题目、抽象的大道理，如Being，“本真存在”、“超越”等等，而轻视经验性的日常生活。其实，没有这些真实的穿衣吃饭的日常生活，又何尝有那些高深莫测的“本真存在”、根本之道？显然，总是先有在生活世界中的“如何生活”，然后才有“生活的意义”问题。阳明及其后学倡导“道在伦常日用之中”的观念，无疑是对这种原始儒道的精神传统的继承。王学讲“要在事上磨炼”，讲“知行合一”，讲圣凡平等、“满街都是圣人”，实际上就是这种基本观念的体现。而这一基本观念的种子恐怕就是在龙场种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