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文化_隐士 蒋星_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5)

夫爱憎面背、乱白黝丹、浚奸穷黠、外良而中蜇，诸夏盖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鲁掖，折旋矩矱，将无为陋乎?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恶詈，直情率遂则有矣，世徒以其言辞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谓然也。

始予至，无室以止。居于丛棘之间，则郁也；迁于东峰就石穴而居之，

又阴以湿。龙场之民，老稚日来视，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尝圃于丛棘

之右，民谓予之乐之也，相与伐木阁之材，就其地为轩以居予。予因而翳

之以桧竹，莳之以卉药，列堂阶、辩室奥。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具。

学士之来游者亦稍稍而集，于是人之及吾轩者，若观于通都焉，而予亦志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日“何陋”，以信孔子之言。

嗟夫!诸夏之盛，其典章礼乐，历圣修而传之。夷不能有也，则谓之陋，固宜。于后蔑道德而专法令，搜抉钩絷之术穷，而狡匿谲诈无所不至，浑朴尽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

斯孔子所谓欲居也欤，虽然，典章文物则亦胡可以无讲。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然此无损于其质也。诚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盖易，而予非其人也，记之以俟来者。[26]

王阳明在龙场的居住条件虽然简陋，却一再地自己动手搭庵建屋，寻住古洞，而且不仅不以这种艰苦生活条件为意，还感到了一种恬淡之乐：“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我辈日嬉偃，主人自愉乐”。阳明认为，不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只要能够心安意定，就能安顿自己的生命，甚至获得自己生命所开发出来的愉悦快乐。阳明曾说：“此心安处，即是乐也。”[27]所以可以说，这种快乐的根源不是外在的，而是置根于自己的心灵的。早在王阳明赴谪前在狱中写的《读易》诗中就说：“《遁》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箪瓢有余乐，此意良非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28][于“遁”《易·遁九四》爻辞曰：“好遁，君子吉，小人否”。[29]君子能心安而退，终获吉祥，小人则难以做到。因此，王阳明愿意退归阳明洞天中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隐逸生活，自寻乐趣。正如阳明诗云：“却幸此身如野鹤，人间随地可淹留。”[30]

可见，王阳明的这种“孔颜之乐”首先是一种“心安即乐”之乐。正如王阳明后来所说：“‘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31]“乐”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被阳明视之为“本体”，即心的本来状态。那么，什么是“心”的本来状态呢？就是“良知”：“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32]也就是说，心之本体，就是“未发之中”的、“知善知恶”的、“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的“良知”。这种良知使一个人的行为能同时符合内外两种道德标准、是非标准的要求，使自我的心灵与外部的世界相协调，从而达到心情顺畅、心安理得的状态。这种“心安”，在阳明看来便是“乐”了。所以，没有矛盾、不起冲突、不生愧疚的人生体验，喜怒自然、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内心安畅的精神状态，就是“心安即乐”之乐。王阳明无论居住在石洞中或自己修建的草庵、木屋中，都欣喜满足，“安而乐之”，不以为陋也；甚至专门写《何陋轩记》，以示对这种简陋生活的安适之意。正象他为一位死于途中的吏目写的《瘗旅文》中自述的：“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二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33]他还曾把自己的《何陋轩记》抄寄别人，表示“弟守仁谪居龙场，久而乐之”。[34][由于有这种安然、和乐的心态，才使王阳明很快就在龙场重构了一个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请看其《龙岗新构》诗云：

诸夷以予穴居颇阴湿，请构小庐。欣然趋事，不月而成。诸生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