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文化_隐士 蒋星_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3)

二、 “孔颜之乐”

王阳明在龙场的生活状态还表现了其在实现了思想转型之后已基本形成了儒道交融的人生理想和人格形态。

王阳明不仅真切的沉潜于构建自己在龙场的生活世界，而且也去积极地领悟和创造这一生活世界的意义。对于阳明在龙场的生活来说，这一“生活世界的意义”的领悟和创造的更深层意蕴就是“孔颜之乐”的发现。

“孔颜之乐”问题最初来自孔子。《论语》里就有一些孔子“安贫乐道”、“自得其乐”的记载：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6]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

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7]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18]

这些广为人知的记述表明，无论是孔子自述还是对颜回的赞许，都肯定了虽然身处“人不堪其忧”的“箪瓢陋巷”、生活清贫的状态下，却能“不改其乐”、“乐在其中”。那么，孔、颜具体所乐者为何？

《论语》或孔子并没有具体说明过这个“所乐者何”的问题。所以，可以说，在《论语》或孔子那里固然有“孔颜之乐”的内容，但由于其还处于当时儒学论域的边缘化位置，因此还不存在“孔颜之乐”的理论问题。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宋初的理学鼻祖周敦颐。他曾要二程“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19]此后，“孔颜之乐”问题才成为一直贯穿于整个宋明理学发展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形成了与此相关的许多不同理论。从这一意义上说，“孔颜之乐”作为一个真正的理论问题，主要是宋明理学的“孔颜之乐”问题。那么，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 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引起思想家们的普遍关注并突显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主题的问题呢？就一般而论，“宋明理学‘孔颜之乐’问题是立足于人生的终极意义的思考下，对于主体与他人、社会、宇宙关系的自觉理解与自觉体会下形成的儒家最高层次的精神境界。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儒家思想中‘内圣’与‘外王’，‘成己’与‘成人’、‘成物’，个体与群体，自由幸福与道德义务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不过，实际上，“孔颜乐处”问题可以化约为两个无论如何都应包含有的基本问题：一是它必指人身处或回归于自然、简朴的生活状态，甚至是“人不堪其忧”的清贫状态下对“乐”的追求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贫困本身有何可乐或“乐”由生活的清贫所生，而是说无论富贵贫贱，尤其是即便身处贫贱困厄之境时，都能“不改其乐”、“乐亦在其中”，此“乐”并未因外在的物质生活环境及人们的毁誉等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可见，此“乐”并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物质生活、名利地位，甚至道德行为上的满足，而主要是指人在一种自然、简朴、甚至“人不堪其忧”的清贫状态下仍然保持一种平和乐观、自然自在的精神状态。它超越了贫富等物质生活、超越了顺逆等生活境遇，超越了成败等事功追求、同时也超越了社会伦理道德。二是由此进一步产生的个体如何突破外在的束缚之后实现自己的自由、愉悦的心理感受和精神面貌问题。《论语·先进》篇里记述了一个与“孔颜之乐”密切相关的“曾点之志”故事。孔子曾让子路、曾皙、冉有等谈谈各人的志向。其他人都谈了自己对治国从政的理想，只有曾子在旁从容弹琴，后铿然舍瑟而对：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

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21]

孔子为何单独深许曾点之志？因为子路等人的志向虽然符合孔门一贯的治国从政的事功追求，但毕竟只流于事功和道德的层次，而只有曾点之志表达了对自由、自然人生的超越性追求。朱熹说：

曾点之学，盖有以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大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