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教育出版社 薛晓阳 ：教师教育的理想：技术标准亦或道德信仰(4)

在今天，教师职业已经得到严格的标准控制和制度规范(教师教育体系)，尤其是教师资格证制度的进一步推进，但从教师教育的价值信仰角度看，教师教育还没有真正解决“教什么”的问题。作为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能够教书育人的教师，具有国家精神和使命意识的教师，等等，所有这些精神品质应当如何设计课程，如何进行训练，既是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和课题，也是今天教师教育所缺少研究的问题。在教育实践中，这种教育价值的矛盾和冲突实际经常发生。比如，南京师范大学在本科师范教育提出培养未来教育家的口号，在教育领域引起一定的争议和不同的评价，在许多人看来，本科师范至多提合格教师而绝不可能培养教育家。对于此类问题应当怎么看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如果仅仅从教育技能的角度看，这一口号或提法显然没有什么道理，因为本科教学大概不可能培养出技艺精湛的教育专家。然而，如果从教师的专业精神的角度看，大概提这样的要求不仅是恰当的而且也是必需的。即使本科教育阶段不可能培养出那样的专业精神，但也必须把它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来培养。因此，两个层面的讨论出发点不同，根本没有对话的可能。我们通常所说的合格教师是从教育技能层面讨论的，着重于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培养，本科教育毫无疑问应当是培养合格教师，甚至都不能提熟练教师，更不能提专家教师。

因为一个成熟教师，根据研究数据显示至少应当有七至八年的专业成长过程。但所谓培养教育家，不是指教育的技能技巧，而是指教育的精神和信仰，包括教育的专业信念、道德信仰、人生理想，以及教育担当的使命意识，做一个灵魂工程师的道德品质和教书育人的义务责任。我们欣慰地看到，在教育部颁布的教师标准和课程标准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伦理课程”的设置和教学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最能体现教师教育价值标准或教育标准的一个意见和措施，通过伦理课程的实施或许能够引导教师教育从技术标准的陷阱中走出来。然而，在各大学的教学实践中，却又是一个非常难于实施的问题，因为从培养过程到入职资格及认定程序，实际都是以技能标准作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浙江教育出版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标准的出台释放出一个很好的信号，但目前还难以真正成为改变教师教育看似进步而实质平庸的现实状态。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专门以一卷的篇幅讨论教育的价值，以其著名的洞穴隐喻宣称教育永远是灵魂转向的工具而不是谋生的手段。[25]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一切“工匠”式的教育都是“鄙陋”的，只有服务于心灵的教育才是值得的。在他看来，这种工匠式的教育是以“他人”为目的的教育，而不是为“自己”的教育，因而是一种“奴性”的教育。[26]教师教育更是“教育的教育”，更应该具有境界和品味。学者王长乐指出：“师范教育应该既是职业的，又是信念的；既是知识的，又是境界和人格的。”[27]在他看来，师范教育的问题主要不是体制问题而是价值问题，最为重要的是缺乏优秀的教师(大学)。因为从50年代的知识分子改造到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以及80年代后大学的行政化趋势，导致大学教师精神品格的贫乏，由此影响到高等教育的所有方面。[28]这在同等意义上影响着师范教育的品质和质量，没有教师的精神高度，希望作为他们的教育对象的师范生具有很高的教育信仰是不可能的。王长乐认为，我国传统师范教育的优秀传统和精神遗产，是师范类高校“普遍具有价值性、人格性的教育特征”，师范生普遍具有优雅和高洁的气质。在“他们身上洋溢的文明、儒雅、谦和和博学，常常能给人留下极其美好的感觉和印象”。

[29]但我们今天的教师标准却纯粹指向“专业的一流”或“技术的一流”而不是“精神的一流”、“信仰的一流”或“道德的一流”。作为教师，或许没有一流的专业不是最为重要的，但没有一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却是绝对不行的。有时候，教师专业的一流常常不等于学生学习的一流，甚至恰恰是教师专业的一流限制了学生学习的一流。教师的一流不在于教师本身专业的一流而在于让学生通过学习成为一流的学生。浙江教育出版社教师不一定要有一流的技术，但却要有一流的信仰、一流的道德、一流的追求、一流的爱心和一流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情感。一流的教师创造一流的教育，一流教育再创造一流的学生。他们的精英品质将影响未来国家年轻的一代，在国家危难时指导年轻人拯救国家的使命，在国家昌盛时指导年轻人奔向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由此，教师教育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教师的政治信仰和道德目的，而不是狭隘的技术标准和教学技艺。比如，20世纪末美国波澜壮阔的标准本位教师教育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但到最终却没有独霸江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运动没有真正抓住教师教育的本质，因而受到随之而来的比标准运动更为壮观的解制主义教育运动的摧毁。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在于过度关注教师教育标准的技术主义倾向，而忽视了教师教育价值信仰的思考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