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教育出版社 薛晓阳 ：教师教育的理想：技术标准亦或道德信仰(3)

今天，无论是西方的学者或是国内的学者，都已经感受到这种危机和误区的严重后果，进而展开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美国学者吉鲁在《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一书中，同样批判了技术主义的教师发展策略。认为美国的教师被“一种技术进路的工具性意识形态”所统治。在他看来，这种技术主义本质是工具主义，这是对美国公立学校的重大威胁。他写道：“美国教师培训课程长期被行为主义的取向所支配”。[13]而这一现象最终导致一种“心灵工业”或“意识工业”的现象与后果。[14]他引用杜威的话说：“这种只强调技术能力的教师培训计划，无论是对教学的本性还是对其学生都会产生伤害。”这些教师因而失去了对学校问题根源的批判和思考能力。[15]西方这些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尽管没有直接从民族复兴或国家命运的角度探讨教师教育的理想和信仰问题，但其本质性的问题意识却是与我们十分想通的。国内学者的批判则更为直接，同时也更多从中国历史传统和民族命运的角度来思考教师教育的使命和意义。学者李军批评“技术至上”的师范教育价值观。在他看来，技术至上是一种致命的危机。在教师专业化已成为教师教育主流价值观的今天，如果教师专业化的基本精神被技术至上主义所统治，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因为这种倾向“缺少对教育终极目标的理解和认同”，把教育事业作为谋生的手段。[16]其倡导的不是为民族国家振兴的精神和追求。在笔者看来，这一批评是中肯的。中国的学者，尤其是作为学者的教师或教师的学者，都有忧国忧民的历史传统，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学者的历史意识和教育哲学，在探讨教师教育问题时，往往总是要从千年帝国传统及其现代命运出发反思教师教育的历史责任和民族使命，因而常常赋予教师教育特殊的功能和意义。学者李永贤指出：在中国千年帝国史中，一直恪守“天”、“地”、“君”、“亲”、“师”并重的尊师重教信仰，认为师范教育从来都是与立国立本和治国安邦之大业联系在一起，他引用梁启超的话说是皆为授人以“主义”——政治的理想和追求。[17]从历史上看，师范(教师教育)从来都是充满政治热情的事业，然而，在今天这个前所未有的国家振兴的时刻，教师教育研究却集体沉默不语，不知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同时亦不能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及其教育的社会应对提出敏锐的看法和意见，这对于中国的教师教育来说，无疑是一种时代的悲剧和历史的困惑。从这一点看，教师教育不是一种“学术”，而是一种“问题”，甚至是一种“政治”。

二、标准的追问：教师教育应当“教”什么?

我们需要关心教师教育的方向在哪里，教师教育正在发出振兴的信号和象征。教师职业的专业化使教师获得接近或类似医生和律师的专业声誉和社会影响，使教师职业体现了专家操控的权威意识，摆脱了教师作为公务或行政人员随意接受安排的状态。但这种标准意识中到底应当包含什么样的价值取向?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认为职业与专业不同，专业不同于一般职业，“专业是学术性的，……专业的本性来自理智”。因而专业指“学问高深的专业”。[18]国内学者袁广林据此对教师职业的性质进行推论和评价，认为教师专业同样应当是一个“有学问”的职业。[19]然而，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却独辟蹊径地提出了另一观点，在他看来，作为专业的职业在精神上应当具有一种普遍的利他性质。他写道：“一个专业是一种等级、一种地位，虽然事实上它并非完全没有自私的目的，但至少在思想上它献身于实现比较普遍、比较崇高的目标，而不是满足个人的野心。它有一种荣誉准则，有时就像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象。”[20]这是对教师职业本质非常独到而又有意义的诠释。这意味着实际不仅是教师，而且每一个只要是称得上专业的职业都必须具有崇高的精神品质，更何况教师专业又是这样一个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