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教育出版社 薛晓阳 ：教师教育的理想：技术标准亦或道德信仰(2)

”[8]张百熙当年举荐桐城派领袖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认为吴汝纶学问纯粹、贯通古今，又能通晓中西、洞察时事，但吴汝纶以学浅年迈坚持不从，于是张百熙身穿大礼服长跪不起，恳求道：“我为全国求师，当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终于为总教习，并在癸卯学制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里，说动吴汝纶“出山”的最终理由仍然是“如中国何!”这样一种崇高的责任和使命。

事实上，即使在国家危难面前，师范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更是拯救危机的重要武器。在抗日战争前夕，中等学校教师短缺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国民党政府为了解决中等学校的“师荒”问题，1938年4月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明确规定：“对师资训练应特别重视，并应参酌以前高等师范之旧制而急谋设置。”并于1938年7月颁布了《师范学院规程》，特设师范学院，专为中等学校培养师资。同时，一部北京师大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也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北师大师生不但致力于钻研学问，而且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1919年5月，北洋政府代表准备在出卖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到了国内，3日晚，北京高师工学会星夜与北大等学校联络，4日，北京高师的队伍最先到达天安门广场，与相继赶来的北大等学校学生一起，愤怒声讨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在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壮举中，高师学生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使北京高师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之一。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发生，日本侵占了北平，北平师范大学被迫迁往西安，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并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北平师大为西北联大教育学院，后改为师范学院。1940年，西北师院奉命迁往甘肃兰州，在黄河岸边的荒滩上再次平地起家。从而使其成为除陕西以外的大西北第一所国立高等学校，为西北地区的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均作出了卓越贡献。[9]

从西方世界的情况看，似乎与我国亦有相同的背景和历史。师范教育制度最早出现在法国。1681年，创办“基督教兄弟会”的拉萨尔(Lasall)，在赖漠司首建师资训练学校。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4年秋，是由“临时议会”通过正式法令指定在巴黎设立师范学校，世界上第一所公立师范学校由此建立。法国的师范是与惊心动魄的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是新生的革命者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国家的重要方案。而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始建于1794年，其主要宗旨在于培养在法国传播启蒙和革命思想的教师，新生的革命政权千方百计要建立一套全国的教育体系，为的是使整个法国可以“像一个共和国那样去学习思考”。[10]而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大会在通过建立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的法令中指出，这个新学校中的教授“将教给学生以教育道德的和塑造年轻共和国民心灵的艺术，以及公共和个人美德的实践”。[11]迄今为止，巴黎高师大门的上方仍然不变的是两尊雅典的女神石像，分别代表文学和科学。正中的门额上是一行金色的大字：“高等师范学校，制宪会议法令，法兰西共和国三年雾月九日。”这一革命的象征和共和国的标志永远向世人传递着她的传统和追求。由此可见，师范教育的目的才是问题的关键。“用目的引导标准”应当是教师教育的基本信念，教师的标准必须服务于师范教育的宗旨。如果要对今天的教师教育进行剖析，关键就是要追问它在多大程度上与国运兴衰联系在一起。师范与国家命运无关，远离民族国家的追求，局限于个人的功利目的，没有博大胸襟和远大志向是最为关键之点。我们对教师教育的设计，根本问题是把教师教育从精神层面拖拽到技术层面，用技术理性代替价值信仰，这种短浅目光限定了教师教育远大志向。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一文中指出：“一个学科要成为学科，就只能从一开始自己投身精神立法的王国，由此拆除那些学科条条框框，并且克服高等教育作为职业培训的陈腐之气和装腔作势。”[12]又如，在英国有“教学优先课程”，在美国有“为美国而教计划”，其重要任务都是为了推动社会正义和利他主义精神，体现了师范教育的本质和价值所在。因此，教师教育的根本在于精英的信仰和教育的价值，在于教师的灵魂和道德责任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