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八次集中教育活动 误解与真义：毛泽东"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2)

“李锐版”的记载是：

历史唯物论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一是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是几百好人中夹一个坏人，这就自然专了政。……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政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双反”，报上一登，全国展开。)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1400人的大会(按，指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个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党内八次集中教育活动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4]]

“毛谱版”的记载是：

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5]]

通过对“毛谱版”、“李锐版”、“施拉姆版”和“丛进版”的比较，发现四者都共同记载了毛泽东关于“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的论述。其总体上的区别在于：“李锐版”的记载最详细，“丛进版”次之，“施拉姆版”再次之，而“毛谱版”最简略。具体的区别还有以下两处：

第一，关于刘少奇的插话。“毛谱版”、“施拉姆版”均未记载刘少奇的相关插话，查《刘少奇年谱(1898—1969)》，仅记载了刘少奇“8月17日—30日出席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6]]，也未见刘少奇的相关插话。相关插话，在“丛进版”和“李锐版”中都有记载，但内容不同。“丛进版”的记载是“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李锐版”的记载是“到底是政治还是人治?”区别之处是“法治”与“政治”。

第二，关于韩非子的讲话。“毛谱版”、“施拉姆版”未记载关于韩非子的讲话。相关讲话在“丛进版”和“李锐版”中都有记载，但内容也不同。“丛进版”的记载是“韩非子是讲法制的”;“李锐版”的记载是“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区别之处是“法制”与“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