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何干强：周新城对张五常的点名批评完全正确(8)

当今中国已经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果肯定这个事实，就应当承认，人们之间社会共同经济利益的形成，已经不以那些任何时候都死抱着私人利益最大化不放的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公有制决定的共同经济利益是当代中国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由此必定会产生反映共同利益要求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会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通过人们形成的整体利益观和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维护公有产权，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仍然把每个个人都说成是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经济人”，这要么是一种曲解，要么是涣散人心的煽动。

张五常先生批判公有制，是以人天生具有私有观念、必然为私利而竞争为前提的。在他心目中，什么共同利益，什么共同理想，都是子虚乌有的“乌托邦”，人既然是自私的，对于属于公共产权的资源(例如“捕鱼湖”)就根本不可能形成共同维护和合理使用的产权制度。可见，张五常先生是带着极端个人主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当然，这也与他不懂具有主观性的经济体制与客观经济制度的区别有关，他是把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一切弊病都归因于公有制本身的。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解释经济关系中的人呢?唯物史观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这就是关于经济关系人格化的理论。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把个人理解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30]也就是说，个人是受一定所有制经济关系和经济机制(所有制关系与资源配置方式的结合)制约的，任何经济关系中的个人，都被客观的经济关系赋予一定的社会规定性，成为一定经济利益的承担者。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31]，“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32]。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也应当从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客观要求，来解释人的经济性质，离开了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侈谈人性，只能陷入唯心史观的误区。

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言，必须把人理解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源的市场配置方式结合而形成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这样的人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在一定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的统一，正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种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着对人们激励的着力点，以及人们接受激励的兴奋点。这种激励机制，张五常先生无法理解，也是用他的“中心假设”解释不了的。

张五常先生的经济解释具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明显辩护性。在他的经济解释中，健全的私有制只有优点，没有缺点。他说，“私人产权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33]，这是因为，私有产权可以使个人财产的所有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享有不参加某一组织的选择权，这种选择权对采用交易成本较高的组织是有效的制约”[34];在私有产权制度下，存在着“组织间吸收成员和引导成员努力工作的竞争”[35];私人产权具有防止有用物过度使用的功能，而公有产权制度下则没有;等等。对私有制的这些评价，其实是用他自己的价值观做出判断的。评价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优劣，不能离开一定社会的历史条件，关键看其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张先生却撇开这些客观的根据，只从个人最大化的中心假设出发，他对产权制度优劣使用的是主观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