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何干强：周新城对张五常的点名批评完全正确

张五常先生《经济解释》的论文集在中国大陆出版后，中国经济学界使用“解释”或“解释力”的多了起来。张先生用交易成本解释制度安排，主张私有化。有人认为，这很有解释力;张先生断言，“在中国，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成为过去”[①]，有人附和着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乏解释力。这反映出，张先生的经济思想确有社会影响。而他的批判矛头，对准当代中国的基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这就很值得关注。

科学的认识论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能动地改造世界”[②]。可见，对经济现象做出某种解释，并不值得自鸣得意。尽管如此，对经济现象做出科学解释，毕竟是认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只要经济解释是科学的，对经济建设的实践就可以起促进作用。因此，一般地说，主张经济理论要有解释力，没有什么可挑剔的。问题在于，一种理论是否真正具有科学的解释力。

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提到张五常先生蔑视的、但是被世界舆论评为上世纪“千年伟人”的马克思。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③] 理论能否说服人，也就是有无解释力。理论解释力是否科学，就是看它能否抓住事物的根本。能够透过现象深入经济的本质，并能找出本质与现象之间的中介，从本质说明经济现象产生必然性的理论，才能称得上是具有科学解释力的经济理论。那种只停留在复杂经济关系的表层，对经济现象直观地作“实证”解释的理论，决不是彻底的、具有科学解释力的理论。

不过，对经济现象做直观的“实证”和表面化的解释，似是而非，却比较容易迷惑普通意识，如果解释者又能制造新的术语加以渲染，这就很可能在某些人中产生一时的共鸣效应，这正是庸俗或肤浅的经济学(德文Die Vulgärökonomie)能够在社会上流传的重要原因。张五常先生关于经济制度的解释，能引起某些人的兴趣，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当然，某些地方媒体出于误解，以为他的制度解释对中国改革有利，对其新闻炒作，也是原因之一。在经济学界，出现肤浅经济学的杂音，本不足为奇。但是，张先生的理论却有着反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鲜明目的和危害性。中国人民追求独立自主和经济发展，切身的体验是，必须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和发展中国;而张五常先生则以其“经济解释”，大肆鼓吹“马克思错了”，宣扬他到香港大学担任经济系主任，就是要期待“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就是要看自己的推测，“是否成真”。[④]他的经济解释，谬种流传，误人不浅。为此，很有澄清的必要。

张五常先生在“经济解释”中，花气力最多的就是“用交易成本来分析制度和组织的选择”[⑤]。那么，就让我们从品味他的“制度”“解释力”开始吧。

张五常先生说的很清楚，“‘制度’一词看起来可能模糊不清，但我用这个词仅仅是指涉及两个或更多人的经济活动的安排。”[⑥]这种定义沿袭凡勃伦以来的美国制度经济学，但是，在概念上并不完全相同。凡勃伦等人把“制度”定义为“社会群体的成员所接受”的“行为的规律性或规则”，并把社会规则(制度环境)与特定组织形式(制度安排)加以区别，认为后者要受社会规则的约束。[⑦]“制度安排”，由人的行为来决定，与人的主观选择相联系;“制度环境”是社会规则，具有客观性。可见，凡勃伦的制度定义中包含某种客观成分，但是张五常先生所解释的经济制度，则是“仅仅是指”制度安排。这样一来，唯物史观揭示的，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制度，在张先生的解释里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