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何干强：周新城对张五常的点名批评完全正确(7)

所以，企业制度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用交易关系不能科学地解释企业制度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合约，只要是直接与物质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其经济内容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合同(合约)，体现的是劳动者自主共同劳动的平等关系。但是，中国旧社会“保身工”合约、封建地主与租地农民之间的合约就决不是平等的交易关系，而是赤裸裸的剥削关系。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契约则是表面的平等(流通领域的交易平等)掩盖生产领域的不平等。张五常先生的交易制度，不过是用一般流通或者说简单流通的平等合约来抹杀这一切。他用交易成本来解释的制度，说到底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他的制度解释并不是有些人吹嘘的“深入浅出”，而是一种真正的肤浅解释。

张五常先生把私有制经济解释为最优，其基本理由是，这符合人的追求私人利益的本性，“经济分析的一个中心假设是，每个人都是在限制条件或约束条件下使其实际收入(或收益)达到最大”[26]，也即每个人都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化者”[27]，因而，每个人都是从节约私人交易成本出发签订合约的，于是，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只能是私有制。但是，他这种中心假设渗透着唯心史观，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历来把自利“经济人”作为经济分析的前提，张五常先生把每个人的收入极大化做为经济解释的中心假设，表明了他采用的完全是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假设。自利人追求收入极大化就能形成优越制度的理论，并无新意，与十七世纪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自然秩序”论、“社会契约”论如出一辙。当时的进步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就批判过这种“理论”的荒谬，认为人人追求自利，势必造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马克思充分肯定这一见解，曾引用这句话，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自利经济人假设的错误，他指出，“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实现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的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后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28]张五常先生只宣扬私有制如何优越，完全回避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各种“战争”，也完全回避在私有制下出现的贫穷极大化，这是很武断的。

其实，私人利益并不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从来就有的。私人利益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29]。在唯物史观看来，自私是一种具有社会历史性质的欲望和需求，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是私有制观念。不能把人们的一般人性及其观念同私有制人格及其私有观念等同起来。每个个人因民族差异和生理特点，在吃、穿、住、喝及其精神生活需求方面提出的个人要求，这些并不属于自私的范畴。不能把人的行为都当做自私行为。人们的利他行为也比比皆是。但是张五常先生则把人都是自私的，做为经济制度解释的基本前提。既然他主张建立以私有观念为前提的经济制度，那么，这种经济制度只能是私有制经济制度。他的整个论证是在私有制中兜圈子。然而，他不是用私有产权关系的历史存在，来解释自利人及其“最大化”的产生;而是反过来，用天生的自利人的交易和选择，来解释私有产权制度形成的天然合理性。这真是唯心史观方法论的典型“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