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何干强：周新城对张五常的点名批评完全正确(3)

张先生的所谓交易成本，就是“鲁宾逊·克鲁索(一人)经济不可能存在的所有那些成本”[11]，也就是二人以上的人们形成一定社会组织的成本。“所有的组织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12]，“除那些与物质生产过程和运输过程直接有关成本以外，社会中所有可想象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13] 具体地说，“一系列制度成本，其中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起草和实施合约的成本、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成本、监督和改变制度安排的成本。简言之，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14]他把交易成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有交易的经济中的交易成本，一种是“在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交易的经济中也存在”的交易成本，后者“称为制度成本”。[15]包括“制度成本”和“社会中所有可想象的成本”在内的广义交易成本概念，在张先生的经济解释中占有重要地位。张先生断言，“共产主义国家”的这种交易成本“远远高于私人企业经济”，因为“制度成本”太高(也许还包括张五常先生“可想象的成本”太高)，“这就解释了不同经济制度何以绩效相差悬殊的原因。”[16]可见，交易成本的高低是判断经济制度以及任何制度、组织优劣的唯一标准。理解张先生的制度解释，就必须理解他的交易成本解释。

张五常先生解释，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一个因素是“归因于我们的无知和缺乏信息”，另一个因素是“最大化行为的普遍存在”。[17]这两个因素都是人的主观因素，可见，张先生的交易成本是与人的主观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而他更强调后一因素，认为这种由个人利己主义决定的“最大化行为”，是经济学成为科学的“最终因素”，他特别指出， “当我们偷窃、欺骗、撒谎、偷懒或违背诺言时，这同样是最大化行为”。[18]按他逻辑，只要是人们“最大化行为”选择的制度，就是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假定人人都很诚实和勤劳(缺少“最大化”)，虽然经济交易的成本较低，但是其他的“制度成本”必定会高得多(他认为这是因为实行了等级制度);而人人都很诚实和勤劳的假定，在经济学上是毫无意义的。显然，张五常先生认为，不利己的人们，是不可能处于有效的制度安排之中的。关于个人最大化假设是否真有道理，下面再谈。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果交易成本是由主观因素产生的，那末由此解释的制度也就没有客观性或者不具有科学性了。

一般地说，提出广义交易成本(广义制度成本)概念，并把它理解为社会经济组织的构建和运行需要的一定耗费，这是无可非议的，在同样的约束条件下，应当努力减少人为造成的交易成本或资源浪费，也是科学经济学所要求的。问题在于对交易成本本身的解释是否科学。正如前面指出的，在唯物史观看来，经济制度的产生具有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的一个现实表现就是，人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所构建的经济体制或具体的经济组织(具有主观性)，如果偏离经济制度(客观性)的客观要求，就必须改革，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应当把有主观性的经济体制与客观经济制度在概念上区分开来。当然，无论是偏离客观经济制度的经济体制，还是符合客观经济制度的经济体制，都会耗费广义的制度成本。但是，客观经济制度的制度成本是有客观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