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膜结构图 布鲁斯·H·利普顿的《信念的力量》(7)

当地人有个习惯，在日落时分进行静思。这一习惯我欣然接受。每个白天，我都期盼日落时那绝美的光线变幻。我的房子坐落在高出海面五十英尺的悬崖上，正对着西方。一条弯曲的小径穿过树木覆盖的山洞，把我领向海边。在洞穴的底部，一个出口显露了一片隐蔽的海滨。在那儿，我改进了迎接日落的仪式，在温暖的、杜松子酒一般清澈的海水游动几圈，作为一天的结束。游泳之后，我把沙滩上的沙子堆成舒服的躺椅造型，然后斜躺下来，看着太阳慢慢落入海中。

在那个偏僻的小岛上，我远离大城市的勾心斗角，可以摘下现代文化教条式信仰的眼罩来看世界。最开始，我时常回顾、检讨我那彻底失败的生活。但是很快，我心智中的席斯科和伊柏特[1]停止了对过去四十年生活的指指点点。我开始重新体验活在当下、享受现在的滋味。我慢慢找回了孩提时代那无忧无虑的感觉，重新感受活着的乐趣。

生活在那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岛上，我变得更像个人，也更富有人情味。我也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细胞生物学家。几乎所有我之前接受的科学训练都在刻板沉闷的教室、演讲大厅和实验室里进行。然而，沉浸在加勒比丰富的生态系统中后，我开始把生物学当成一个活的、呼吸着的整体系统来看待，而不是同居于地球上的一系列单独的物种。

我静静地坐在花园般的小岛丛林中，或带着呼吸管在珠宝一般绚丽的珊瑚礁中潜水。这些活动像一个窗口，让我看到小岛上令人惊叹的动植物整体融合。它们都生活在一个脆弱的、动态发展的平衡中，不但和其他生物同处，也与自然环境共存。当我坐在加勒比的伊甸园中时，听到的是生命的和谐之音——而非斗争号角。我确信，现代生物学对合作的重要性注意得太少了，因为其达尔文学说根基强调的是生命的竞争性。

回到威斯康辛时，我变成了一个极端激进分子，热衷于质疑生物学神圣的基础信念。这使我的美国学院同事很恼火。我甚至开始公开批评查尔斯·达尔文和进化论中的真理性。在绝大多数其他生物学家看来，我的行为无异于一个牧师，冲进梵蒂冈宣称教皇是个骗子。

我辞去终身教职，加入一个摇滚乐队，实现了我的夙愿，并动身踏上音乐之旅。我的同事猜想我是被椰子砸中了头神志不清了。他们这样想也情有可原。我发现了雅尼，他后来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我和他一起举办了一场激光音乐会。但很快我就明白，比起开摇滚音乐会，我在教学和研究上更有天资。我放弃了音乐事业，回到加勒比去教细胞生物学，逐步结束了我的中年危机。关于这场痛苦的危机，我将在后面章节中详述。

我在传统学术界的最后一站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在那时，我已是一个勇敢的“新”生物学拥护者。我不仅质疑达尔文的“狗咬狗”进化论，而且也质疑生物学的中心法则，即，基因控制生命的假设。那一科学假设有一个重大缺陷——基因并不能开启或者关闭自身。用更科学的术语来说，基因并非“自我管理”的。必须有环境中的某种事物来激发基因活动。虽然前沿科学已经确定了这一事实，但，被遗传教条蒙蔽了双眼的传统科学家对它视而不见。我对中心法则直言不讳地提出挑战，这更使我成为科学异教徒。我不但应当被逐出教会，也应当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我选择离开，是因为虽然在斯坦福获得支持，但我感到很多人对我的话充耳不闻。我离开后，新的研究成果持续不断地确证我对中心法则、对DNA控制生命的怀疑。事实上，表观遗传学，这门研究环境控制基因活动的分子机制的学科，已是今日科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环境对基因活动的调控作用近来受到强调，而我在二十五年前的细胞研究中就已以此为焦点，远早于表观遗传学这一领域的建立。这令我心智愉悦，但我知道，如果我还在医学院教书或研究，我的同事仍会怀疑我是否被椰子砸坏了头脑，因为在上个十年间，以学术界的标准来判断，我甚至更激进了。我对新生物学的执着投入不仅仅只是一种智力活动。我相信，细胞不仅教给我们生命机制，也教我们如何去过丰富充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