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膜结构图 布鲁斯·H·利普顿的《信念的力量》(10)

从地理上来说，我班上的成员都属同类，因为大部分是从东海岸来的美国学生。但他们出于各个种族和年龄，其中包括一个高龄六十七岁但渴望生命更充实的退休人员。他们的背景同样五花八门——从前的小学教师，会计，音乐家，一个尼姑，甚至还有一个毒品走私犯。

虽然有以上区别，但这些学生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美国医学院招收学生的名额有限，需要进行选拔，而他们都在竞争白热化的选拔过程中淘汰出局了。第二，他们都是“奋斗者”，下定决心要做医生——他们绝不愿意失去证明自己具有相应资质的机会。大多数人都用掉了毕生的积蓄，或为了交学费及居于国外的额外费用而签订不平等契约。许多人发现自己平生第一次孤独无依，背井离乡，抛妻别子。他们忍受着那个校园里最无法忍受的居住条件。但，即便面临各种障碍和不利条件，他们也决不会放弃对医学学位的追求。

反正，到第一堂课开课为止，情况就是这样。在我到达之先，学生们有过三个不同的组织学/细胞生物学教授。第一个老师在开学三个星期后，为处理个人问题而逃离小岛，把学生弃之不理。学校迅速找到一个适当的替代者；他力图收拾残局，但不幸的是，三个星期后他也走了，因为他生病了。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一个本来负责另一领域研究的教员来上课，给学生们照本宣科。这明显把学生们闷坏了，但学校也得完成任务，为该课程提供规定的课时。学校的毕业生若想在美国执业，就必须满足美国医生资格考核者设置的学术先决条件。

同一个学期的第四次，疲惫不堪的学生们来听新教授讲课。我简短地说了我的背景和我对课程的安排。我说得很清楚，虽然他们是在外国，但我对他们的期望不会低于对威斯康辛学生的期望。他们也别指望我会要求更低，因为，若想获取资格证，无论在哪儿上的医学院，所有医生都必须通过医学主管部门的考试。接着，我从公文包中拿出一捆试卷，告诉学生们，要进行一个自我评估的小测试。学期刚刚过半，我期望他们对半数的指定课程材料会比较熟悉。这份在课程第一天分发的试卷由20个问题组成，这些问题都是直接从威斯康辛大学的组织学期中考试中拿过来的。

测试的开始十分钟，教室里静得一根针掉下来都听得到。接着，学生们开始烦躁不安，一个接一个，比伊波拉病毒的传播还快。在二十分钟指定的考试时间结束时，全班同学都因惶恐而睁大了眼。我宣布“时间到”，大家被压抑的紧张爆发出来，都开始激动不安地交谈。我让他们安静下来，开始宣读答案。读开始五六个答案时，有人发出闷闷不乐的叹息。当我读到第十个问题时，接下来的每个答案后都跟着痛苦的呻吟。班上的最高分是答对了十个，第二名答对了七个；其他绝大多数同学也答对了至少一两个问题。

当我抬起头时，看到的是惊呆的、不知所措的脸。这些“奋斗者”发现自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一个学期已经过掉大半了，但他们不得不从头学习这门课程。学生们笼罩在忧郁的阴影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打算在其他要求极高的医学院科目前退缩。瞬间，忧郁变成了安静的绝望。在巨大的沉默中，我和学生们面面相觑。我体验到一种永恒的痛——这些学生整体看起来就像一副绿色和平组织的宣传图片，图片中是被丧尽天良的皮毛交易商棒杀之前的大眼睛小海豹。

我的心缩紧了。也许，咸味的空气和甜美的花香已经让我更大度。无论如何，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我听到自己宣布：只要学生们承诺付出相应努力，我就会让每个学生都为期末考试做好充分准备；这是我的个人承诺。当他们意识到我是真心为他们的成功而承诺时，我看到了他们之前还充满惊恐的眼中闪烁的光芒。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备战的教练，指挥全队为了总决赛而加倍努力。我告诉学生们，他们完完全全就和我在美国教过的学生一样聪明。我说，美国那边的同侪只是更擅于死记硬背，是死记硬背让他们在医学院入学考试中取得更好分数。我同样非常努力地说服学生们，组织学和生物细胞学并非很难的课程。我解释道，自然是简洁从容的，运用的是非常简单的运作原理。我承诺他们将会真正理解细胞，而不是仅仅记住事实和数字，因为我会把所有简单原理中最简单的原理展示给他们看。我还会在晚上补课，不过，在排满课程和实验的漫长一天后，晚上补课会使他们体力负担更重。听了我长达十分钟的鼓舞动员谈话，学生们被打足了气。他们冲出教室，斗志昂扬，下定决心不被考试体制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