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膜结构图 布鲁斯·H·利普顿的《信念的力量》(14)

第4节

进化不需要血淋淋的爪子

虽然达尔文是最著名的进化论者，但把进化确立为科学事实的，却是法国杰出的生物学家让-巴普蒂斯特·拉马克。甚至是恩斯特·迈尔这位“新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理论的现代化，吸收了二十世纪的分子遗传学成果）的旗手，也承认拉马克才是先驱者。在他1970年的经典著作《进化和生命多样性》中，迈尔写道：“我觉得，拉马克更有资格被冠以‘进化理论的创建者’这一称号。因为他确实曾被几个法国历史学家这样称呼过……写一整本书来主要阐述器官进化理论，拉马克是第一人；把整个动物系统作为进化产物展示出来，他也是第一人。”

拉马克不但比达尔文早五十年提出其理论，而且他所提出的进化机制理论也远远没那么残酷。拉马克的理论认为，进化的基础是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建设性”合作互动，这种互动使各种生物能在一个动态变化的世界中存活并进化发展。他的观点是，生物获取、传递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所必需的适应措施。有趣的是，拉马克关于进化机制的假设，证实了上面说过的现代细胞生物学对于免疫系统如何适应其环境的理解。

拉马克的理论成了教会早期的靶子。人类从低级生物进化而来的观点被谴责为大逆不道之论。拉马克也被他的同行科学家奚落，作为创始论者，他们都嘲笑拉马克的谬论。德国的一个发展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1]试图证明拉马克的理论，即生物体会把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中获得的生存取向性状遗传给后代。没想到，他的试验反而帮忙把拉马克彻底打入了冷宫。在一次试验中，魏斯曼把雄鼠和雌鼠的尾巴切掉，然后让它们交配。魏斯曼说，假如拉马克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鼠父母会把它们的无尾状态遗传给后代。第一代老鼠生下来时是有尾巴的。魏斯曼把试验又重复了二十一代，但连一只无尾老鼠都没生出来。于是，魏斯曼得出结论：拉马克关于遗传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魏斯曼的试验并非拉马克理论的真正测试。根据传记作家乔丹诺娃的说法，拉马克曾提出，那种进化式的改变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乔丹诺娃在1984年写道，拉马克的理论“依据”了许多“提议”，其中包括“统治生物界的法则已经在极其漫长的时间内产生了越来越复杂的形式”。魏斯曼的试验历时仅五年，对于测试拉马克理论显然不够长。魏斯曼试验中一个更为根本的错误是，拉马克从来没说过生物所发生的每一个改变都会稳固生根。拉马克只是说，生物会把需要依靠其生存的性状（例如尾巴）固定下来。虽然魏斯曼不认为老鼠需要尾巴，但没人问过老鼠它们是否认为尾巴对于它们的存活是必需的！

虽然有这些明显的错误，无尾老鼠研究还是成了摧毁拉马克声誉的帮凶。事实上，拉马克大多数时间都受到忽视和诽谤。康奈尔大学的进化论者沃丁顿在《一个进化论者的进化》中写道：“拉马克是生物学史上唯一一人，作用重要，但其名字几乎等于辱骂之词。大多数科学家的成就都注定要随时间的推进而证明有误，但很少有作者写出这样的书：两个世纪后，仍然遭到伴随强烈愤怒的抵制。这种愤怒强烈到连怀疑论者都可能觉得有点良心不安。就事论事而言，我想，拉马克或多或少受到了不公平的裁判。”

沃丁顿说出这些有先见之明的话是在三十年前。今天，在一门新科学的支持下，拉马克理论被重新评价：拉马克这位饱受诟病的生物学家并非全错，而被捧上天的达尔文也并非全对。大名鼎鼎的《科学》杂志2002年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公开标志：“拉马克是否说对了一点点？”（巴尔特2000）

一些科学家对拉马克重新审视的一个原因是，进化论者在不断提醒我们：协同合作对维持生物圈的完整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达尔文的盲点》中，英国医生弗兰克•瑞安记载了这种协作关系的许多例子。其中之一是，一只黄色的龙虾收集食物，而它的搭档戈壁鱼则保护它，使它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另一例是，一只寄居蟹把一个粉红色的海葵驼在蟹壳上。“鱼和章鱼喜欢以寄居蟹为食。但是，当它们靠近寄居蟹，海葵便射出它颜色鲜艳的触手。触手上面有一排排微小的有毒飞镖，它们蜇住潜在的捕食者，迫使它到别处去寻食。”海葵武士也从这种关系中获益匪浅：它吃寄居蟹的食物残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