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膜结构图 布鲁斯·H·利普顿的《信念的力量》(5)

时间一点点过去，我体验到一种熟悉的感觉，仿佛又回到了二年级时我第一次见到细胞的那一天。终于，在塑料切片上，一个绿色的发光图象出现在磷光荧光屏上。在黑暗背景下，塑性切片中的细胞几乎难以辨出。它们被放大至原型的三十倍左右。接着，放大倍数开始逐级增加。最初是一百倍，然后是一千倍，最后是一万倍。当我们最后点击曲速引擎[2]，细胞被放大到超过原型的十万倍。这的的确确是一次星际迷航，但我们进入的不是外层空间，而是“人迹未至”的内太空。前一时间我还在观察一个微型细胞，而几秒之后，我已经飞进了它的分子结构深处。

能够站到科学领域前沿，我的敬畏之情难以言表。当我被任命为名誉副驾驶员时，也是异常激动。我把手放在操作台上，因此，我能在这片细胞的异域领空内飞翔。我的教授便是导游，他向我指出各种重要的地标：“这里是一个线粒体，那里是一个高尔基体，那边有一个核孔，这是一个胶原蛋白分子，那是一个核糖酸小体。”

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开拓者，穿越无人曾见的领土，感觉热血沸腾。光学显微镜使我认识到细胞是有感觉的生物，但电子显微镜才真正使我与分子面对面，而分子正是生命本身的基础。我知道，在细胞结构内，埋藏着深入了解生命秘密的线索。

在一个短短的瞬间，显微镜的舷窗变成了一个水晶球；在荧光屏的怪异绿光中，我看到了我的未来。我知道，我将要成为一个细胞生物学家。我将致力于精细研究细胞超显微结构的每一个细微差别，以获得对细胞生命秘密的深入洞察。我更早前在研究生院也学到，生物机体的结构和机能归根到底是密不可分的。把细胞的显微解剖和它的行为联系起来，我肯定可以窥见自然的本质。从研究生、博士后研究阶段到医学院教授生涯，我用所有醒着的时间来探索细胞的分子解剖。因为，紧锁在细胞结构中的，是细胞机能的秘密。

对“生命秘密”的探索把我领入了研究生涯，研究在组织培养中生长的克隆人类细胞的性状。和电子显微镜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十年后，我变成了著名的威斯康辛大学医学院的终身教员。我因克隆干细胞研究获得国际公认，也因教学技能而美名在外。我用上了更强大的电子显微镜，它使我可以进行三维的计算机断层扫描——就像在生物机体内穿行，我与分子迎面相遇，而它们正是生命本身的基础。虽然研究工具更为高级，但我的研究方法并未改变。我从未丧失七岁时便拥有的信念：我所研究的细胞，其生命是有目的的。

不幸的是，对于自己的生活，我却没有类似的信念。我不信上帝，虽然我承认偶尔会感受到上帝的存在，这个上帝用极端黑色的幽默感施行统治，故意为难别人。说到底，我是一个传统的生物学家，对我来说，上帝是否存在是一个多余的问题：生命是盲目机遇的结果，是任意发牌的结果，或者更精确一点，是基因骰子胡乱摇动的结果。从查尔斯·达尔文时代开始，我们这个领域的格言便是：“上帝？我们不需要腐烂发臭的上帝！”

达尔文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他仅是意指，造成地球上生命的性状的，是机遇，而不是上帝的干涉。在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中，达尔文说道，个体的特质会被父母遗传给孩子。他提出，父母传递给孩子的“遗传因素”控制着个体生命的性状。这一见解使科学家们陷入一种狂热状态，他们都力图把生命分解成分子级别的基本要素，因为在细胞的结构中可找到控制生命的遗传机制。

五十年前，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3]描述了组成基因的物质——DNA双螺旋的结构和功能，使这种搜寻有了辉煌的成果。科学家最终弄明白了达尔文在十九世纪便写及的“遗传因素”的基本特征。通俗小报大肆宣扬遗传工程的美丽新世界即将来临，人类已看到试管婴儿和魔弹医疗的美好前景。在1953年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4]，巨大的粗黑体头条充斥着报纸头版：“生命秘密被发现。”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