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膜结构图 布鲁斯·H·利普顿的《信念的力量》(3)

1985年秋天，在一个变革性的时刻，我那消沉沮丧、听天由命的态度得到了改变。我辞去威斯康辛大学医学院的终身教职，转到位于加勒比的一所境外医学院任教。这所学校远离主流学术圈，因此，我有机会跳出在墨守成规的学术界大行其道的僵化信念规范，进行独立思考。加勒比海洋深水碧，海中小岛翠绿葱茏。远离象牙塔、与世隔绝的我，经历了一次科学顿悟，它将我从前对生命本质的信念打了个粉碎。

那改变生命的瞬间，发生在我对细胞生理与行为控制机制的研究进行回顾之时。电光火石之间，我悟到，

细胞的生命是由其物质环境和能量环境所控制的，而不是其基因。

基因只不过是用于细胞、组织和器官构造的分子蓝图。

而环境却像一个“承包商”，解读、运用那些基因模型，并最终为细胞的生命性状做准备。

使生命机制投入运作的，是单个细胞对环境的“认知”，而不是基因。

身为细胞生物学家，我知道，我的洞察对自己的生活和整个人类的生活都会产生巨大影响。我清醒地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由大约五十万亿个细胞组成。在职业生涯中，我致力于更深入地了解单细胞，因为，那时与现在我都深知，对单细胞了解得越透彻，对组成人体的细胞群落便也能了解得更透彻；如果单细胞是由它们对环境的认知所控制的，则由数以亿万计的细胞组成的人体也应是如此。就像单细胞一样，我们生命的特征不由我们的基因决定，而是取决于我们对推进生命的环境信号的反应。

一方面，对生命本质的全新认识使我有如醍醐灌顶。因为，将近二十年来，我一直都在向医学专业学生灌输生物学的中心法则——一种“基因控制生命”的信念。另一方面，这种新认识又并非全然陌生。我之前就常对基因决定论心生疑窦。其中一些疑惑源于我十八年来的由政府出资的克隆干细胞研究。虽然必须挣脱传统学术思想的束缚才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但我的研究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基因决定论，这一生物学界奉为至宝的信条，从根本上就是有缺陷的。

对生命本质的新认识不仅确证了我的干细胞研究，而且，我意识到，它也否认了我曾向学生鼓吹的主流科学的另一个信念——对抗疗法是唯一一种值得医学院考虑的疗法。通过为基于能量的环境正名，我们可得到一个宏伟的聚合，把对抗疗法、补充疗法的科学依据和实践以及古代、现代信仰的精神性智慧联合起来。

从个人层面讲，顿悟瞬间我便知道，我之所以深陷于混乱生活不能自拔，仅仅是因为我相信一塌糊涂的个人生活是命中注定的。毫无疑问，人类能以巨大的热情和毅力对错误信仰紧抓不放，就连超理性的科学家也不例外。高度发育、由大脑控制的人类神经系统，便是人类认知远比单细胞复杂的明证。独一无二的人类心智一旦介入，我们便可以选择去从不同角度去感知环境，而不像单细胞，它们的认知更多的是反射性的。

只要改变信念，便能改变生活，这一新发现使我欣喜若狂。我瞬间便浑身充满了力量，因为我意识到，这是一条以科学为基石的光明大道，它会带我逃脱经年的“受害者”身份，把我引向新的位置，变成命运的共同缔造者。

那个神奇的加勒比之夜距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了。在此期间，生物研究不断确证我在那个清晨所获得的认知。今天，代表了生物医学研究最重要方面的两大科学新领域，也证实了我在《信念的力量》中提出的结论。

首先，信号转递科学致力于研究生化通路，通过这些通路，细胞对环境线索作出反应。环境信号引发细胞质突起，这些细胞质突起能改变基因表达，从而支配细胞命运、影响细胞活动、控制细胞生存，甚至将细胞置于死地。信号转递科学认为，生物的命运和行为与其对环境的知觉直接联系。简而言之，我们生命的特征奠基于我们对生活的理解。

其次，表观遗传学，一门字面意思为“基因以外的控制”的新科学，已经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基因控制的惯常理解。表观遗传学这门科学研究环境信号如何选择、调整和规范基因活动。这种新的认识揭示出：我们的基因常在对生活经历的反应中被改造。这又强调了我们对生活的知觉可塑造我们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