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 中国人与中国史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精选10篇(6)

真实的历史影像是我们进行坚实地观察和思考的前提，不断地观察和思考则是我们复活历史，使之与现时血肉相连，从而扎根于时间洪流不被轻易裹挟而走的必由之路。它们仿佛任何健康的人所需要的钙质和维生素，希望这两本书能够有助于读者做一个健康的中国人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七)：辛亥革命的十二种读法

辛亥革命属于这样一类历史事件：从它爆发后的那一刻起，尾随的争论就从未平息过。当然，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原本就因人而异，但辛亥革命之所以在百年之后仍能激起人们热烈的反应，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几乎不可能有定论的事件。

这些争议中唯一共识是：人们都相信辛亥革命是一个分水岭，至少，它标志着中国辞别两千年的帝制。一个长久以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制度被推翻，不难想见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冲击。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刻，各种社会现象之间彼此矛盾极深，似乎既有进步又有后退，而人们的思想相去极远，用李大钊的话说，“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更复杂的是“新人”也受旧式教育，而“旧人”有时也有革新措施。因此无论社会事件还是人物面貌，都呈现出错综复杂和立体多面的形态，很难有一个截然的判断准则去衡量所有这一切。

在本书12个受访谈的知名学者中，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也大相径庭。在坚信历史是线性发展、不断进步的周有光看来，革命不革命，主要判断标准就是它是否进步，而且要从“三千年”的大趋势看；而秉持宪政主义的高全喜则从法律的角度认为，“皇帝逊位”并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陈旧落后的东西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相反，清帝逊位诏书是一份重要的宪政文件。这种争议，不难看出常常出自讨论者自身所秉持理念的差异，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历史事实的判定和认知，在那些聚各种矛盾于一身的历史人物身上，就尤其明显地看出他们的立场相去有多远。在慈禧这个争议极大的人物身上，专家们的意见反差最大，可以摘要如下：

朱维铮：慈禧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人物。（页7）

章开沅：慈禧这个人有魄力，有多年威权的积累，做事比较果断，所以推动了一些重大改革。（页37）

袁伟时：慈禧是个没有远见的女人。（页56）

许倬云：慈禧是一个有手腕有权谋的女人，但是没有见识，热衷权力。（页130）

他们对慈禧推动的晚清十年新政，评价也十分悬殊：许倬云认为“改革成果很有限”，余英时干脆说“没有什么‘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一些行政上的调整来缓和危机而已”，萧功秦则认为正是清末新政才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因为咨议局、新军等在辛亥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力量其实都是新政的产物。对慈禧评价甚低的袁伟时也认为慈禧推动的新政“并不是流于字面，而是引发了非常了不起的社会变革”，从教育制度、法律体系到政治体制，其改革程度都是革命性的。

为什么即便是专家，对于同样的人物和同样的事件，竟会有如此相去甚远的评价？实际上不如这么说：往往在专家之间这种分歧才严重。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成体系的理论认识，往往反倒比普通人更易于产生不可弥合的争论。用一句或许显得和稀泥的话说，他们所谈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的。

慈禧确实镇压过戊戌变法，这一点是很糟；她确实也没能预见到一些重大趋势；说她热衷权力、有权谋是事实，说她有魄力、做事果断也是事实。她本来就是那个时代中一个典型的集各种时代矛盾于一身的人物。公平地说，在那个剧烈变动的年代，人人都像是在一艘浪峰波谷中剧烈颠簸的小船上，很少人能准确地预见到未来，指责政治人物没有远见、没做对符合“三千年历史大趋势”的事，那有点强人所难，任何人在那种环境下恐怕都不可能预见到明天会发生什么——当然那也不能靠预见，只能靠创造。

如果只是拿着自己的观点去看历史事件，可以说，每个人都会读出不同的历史来，就像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人的《红楼梦》，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你以为自己的版本就是真相，但事实上或许只是“六经注我”，拿历史事件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而已。正如老子《道德经》也像是反射中国文化的镜子，许多人想从中看到中国文化的“真实影像”，但最终他们看到的其实是镜中的自己。宋元时杜道坚在《玄经原旨发挥》中就曾说：“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如果你觉得辛亥革命的十二种读法太多，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它恐怕还会继续显示出更多的不同诠释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