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 中国人与中国史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精选10篇(2)

正如这本访谈录的名字，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告别了皇帝，建立了共和制的民国。中国的国家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个完全从西方照搬的共和制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帝制，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态消失了，近代中国也完成了向现代中国的过渡，历史在这里发生了断裂。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根本性区隔体现在立国思想和国家制度两个层面。章开沅先生在访谈中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进行了重点论述。作为中华民国的立国思想，三民主义迥异于古代中国的传统思想，具有鲜明的西方色彩，甚至包含了部分社会主义思想。自辛亥之后，虽然孙中山先生没有能力立即实现三民主义，但民族独立、民权实现、民生幸福一直是现代中国的奋斗目标。辛亥革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其国家制度完全照搬西方，即使孙中山后来将考试、监察两权纳入五权宪法也是形式大于内容。当军阀混战使得民国徒有其表时，中国人没有回到过去，依旧向西方学习，引进了二十世纪刚刚兴起的党国体制，一个道地的现代产物。民主宪政没有随着革命的胜利而到来，相反中国社会却陷入碎片化的乱局，因此有人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提出质疑，也许只有经历过辛亥年的周有光先生才最有资格评价辛亥革命，毕竟直观的体验远胜于后世主观的臆测。用周有光先生的话说，“辛亥革命是真正的革命，了不起”。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大门，历史将再无倒退的可能，西方式的现代化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我们的大脑。李泽厚先生提出，革命带来了平等的观念，带来了社会正义的观念，此后的革命继续强化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中国在这方面比日本贯彻得要好，更是强于印度。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古代中国思想已被大众所唾弃，尽管它仍然时时作怪。

革命是必然的，但是民主宪政的实现确不是必然的，清末民初的中国尚缺乏实现民主宪政的必要条件。同时，没有领袖、没有计划、缺乏训练的革命党骤然胜利之后却没有能力组织有力的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在萧功秦先生眼中只是一个临时拼凑的松散的邦联制政权，只能将权力交给袁世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者，建立劣质的、粗放的强人政治。实际上，孙中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他所提出的革命三阶段中，军政和训政也是威权政治。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威权政治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也不排除向民主宪政过渡的可能，但是这对于威权统治者的道德要求过高，不论是袁世凯还是后来的国民党均没有如此高的道德水准。很快，袁世凯的道德风险便爆发了，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民初相对稳定的中国社会，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局。从表面上看，军阀混战与古代中国统一王朝崩解之后的群雄逐鹿颇为相似，军阀体系内部的宗法制色彩也较为浓厚，但军阀混战在不经意间却在助推现代化的进程。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下，国家对思想的控制能力减弱，于是才有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爆发的可能，这一时期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渗透不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达到高潮，中国传统文化甚至陷入千夫所指的境地。

由于中国社会缺乏实现民主宪政的必要条件，威权统治者又没有向民主宪政过渡的诚意，面对一个徒有其表的民国，中国陷入循环往复的长期革命，西方式的现代化也在长期革命中艰难地前进。期间国家的控制手段和控制能力也越发现代化。国民党利用政党为工具整合社会，明显优于北洋军阀简单的武力统治。但是，国民党的社会整合仅仅浮于社会上层，共产党对社会的下层结构重新进行整合，并用全新的意识形态彻底取代传统文化，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样貌初步显现，当下的国学热不过是西方式社会体系的点缀而已。

辛亥以来持久的革命让许多人们感到厌倦，于是在纪念辛亥革命的当口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李泽厚先生对暴力革命提出强烈的质疑，强调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对于中国来说是最可怕的，因此应当采用改良的斗争方式。实际上，革命是社会矛盾逐步演化发展的结果，充满着无数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不是人们的主观意愿可以决定的，也不是想告别就可以告别的，关键是酝酿革命的社会矛盾是否存在。百年来，民族独立已经实现，但民权与民生的任务尚未完成，传统专制主义的大牛粪圈也尚未扫除。而且，不仅既有的社会矛盾需要解决，章开沅先生又针对工业革命的弊端提出第二次人性的发现，中国在完成西方式现代化的同时还需要克服其带来的弊端，因此告别革命还言之过早。然而，革命与暴力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余英时先生认为，从民间发出的群体抗争，要求合理变革，而不采用暴力是应该赞同的革命，保持在最低限度的混乱也是可以接受的，需要反对的是用暴力所维持的不合理的秩序。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和平改良取决于革命力量与统治者之间矛盾运动，不是单方面的美好愿望所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