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 中国人与中国史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精选10篇

《告别皇帝的中国》是一本由马国川 访谈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2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一)：读后记

这篇阅读后记，不知道起什么名字好，但我借由这本书了解了几个概念，国体、政体、普世价值。但并不是说这本书里就有这几个概念的定义，而是这本书让我主动去了解这几个概念的含义。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说说我看的这本书的版本。

我看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的港版，主标题是：没有皇帝的中国，副标题是：辛亥百年访谈录。豆瓣不允许建《没有皇帝的中国》的条目，并且，我在这本书的简短附注里写上：“买了牛津大学出版的《没有皇帝的中国》，是这本书的港版。在豆瓣建条目，数次都不通过。才知“没有”和“告别”二字原来差别巨大。 ”过几分钟，我的这条分享就会在“我的广播”里面消失。如此几次。

也罢。

继续。

这本书买于刚刚过去的7月份的香港书展，当时在牛津大学摊位上，翻开书，看见这十几个被访谈者的名字，周有光、许倬云、余英时、杨天石等，就已经如雷贯耳。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总觉得这100年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关系紧密，有一些问题从那时到现在还一直在探索。书中，访谈者和被访谈者讨论的问题有很多是一致的，比如辛亥革命是必然还是偶然；假如没有辛亥革命，是否晚清新政会进行下去甚至取得成功，假如慈禧太后多活十年，是否可以实现君主立宪。当然历史没有假如，历史是“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最好的阐释。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走向共和。接着就是短暂复辟，军阀割据，那时中国很混乱，思想很活跃。所以，资中筠先生曾提出，这100年来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书中屡次提到几个概念，清末新政、君主立宪、庚子之变、辛亥革命，学过多年思想政治和历史，并且大学毕业，我不得不说我不懂什么叫国体和政体。只得再回去翻《共和国教科书》（高小部分），第一册，第一篇：

国体有二曰君主曰民主君位世袭者是为君主国不置君位由人民公举总统者是为民主国

政体有二曰专制曰立宪政权由一人或一部独揽者是为专制国政权分为数部者是为立宪国

立宪国之政权大抵分为三部立法属于议院司法属于法院行政属于政府各有权限一切以宪法为断

世界各国有君主立宪有民主立宪各因其历史而异惟君主专制不适于今日之世界几无复存者矣

然后我把前面这两句话记了下来。我曾开玩笑地说，我要争取民国高小毕业。最近我不断地意识到，很多东西我晚了十年才知道，本来可能我十几岁就应该懂的东西，我二十几岁才懂，或者才开始意识到要去了解。这是个怨不得天尤不得人怪不得教育，然后只能默默承认无知，尽可能有选择地去学习。

之前听过资中筠先生的讲座，《时代与人》和《人性 文化 制度》，都提到普世价值，书里也有提到，于是我百度了一下：

普世价值，指把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观念集合在一起。

代词。“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另一种说法。

普世价值，很简单的说，就是大家都认可的东西。我们对这些人类都认可的东西是要反对还是提倡？仁者见仁？

历史就像一条河流，不可能中途阻断，历史和现在未来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研究历史，可以评判现在，预见未来。看书时，我常常为他们对中国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的坦然回答而不禁内心鼓掌。

有些书只是跟你讲历史就是这样子，没有原因，只有陈述，甚至陈述的是否是现实还值得商榷。而有的书告诉你历史何以至此。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二)：现代中国的起源

随着中国社会总危机的逐步升级，西方与中国巨大差距的显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由自主地抛弃古代中国的历史传统，走上西方式的救国之路，同时清政府也试图通过局部的调适以自救。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立宪运动，对西方的学习从技术层面逐步上升到思想层面和制度层面，立宪、民主等典型的西方语汇也开始为中国人所熟知，而近代中国在王朝政治框架内进行调适的最后尝试便是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界热点的清末新政，这也成为马国川访谈的重点。袁伟时先生对清末新政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清末新政在教育、法律、政治体制、地方自治等领域都产生明显的成效，与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统治相比更容易向民主、法治体制过渡，甚至提出慈禧最后的八年是辉煌的。这一观点并没有被大多数受访者所认同，周有光先生和杨天石先生均明确反对过高评价慈禧和清末新政。正像人具有多面性一样，历史也同样具有其多面性，对清末新政进行彻底的否定是不合适的，但是也绝不能因此而为其翻案。从动机上看，清末新政是统治者的不得已之举。雷颐先生说得好，“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直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即使在这种危机局面下，清末新政大多也仅停留在表面上，废科举的同时没有大规模兴办新式学堂，法律改革只是“徒法无以自行”的生动写照，政治体制和地方自治也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等到《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和皇族内阁成立，一切都昭然若揭了。余英时先生将统治者形象地比喻为绝对不肯放权的“满洲党”，革命已不可避免，改革与革命赛跑只是一个伪命题而已。李泽厚先生认为革命的爆发具有很强的偶然性。这一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偶然性只是爆发时间的偶然性而已。萧功秦先生所比喻的“革命的乌合之众摘下清王朝的烂桃子”的结局早已注定。清末新政最大的好处也许就是立宪派的快速成长，立宪派对于民主立宪思想的宣传作用绝不亚于革命党，为革命后现代中国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