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 中国人与中国史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精选10篇(5)

“革命本身不是自由，革命是一种动力和力量的源泉，具有摧毁的性质，而宪法则是革命之轭，是一种整治规范，用宪法之轭约束革命的势力，从这个意义上，一切真正的宪法都是反革命的。（高全喜，p159）”作为缔造民国的同盟会及其后续的国民党，不仅没有被“宪法之轭”，所束缚住，反而开创了“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先河”，与袁世凯一起“联手摧毁了民初的宪政架构”，“而且从长远来看，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前，这个宪政架构一直稳定不下来，更大的责任是国民党”（袁伟时，p62）。

在谈及辛亥革命前夜的晚清新政的时候，雷颐指出（p71）“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改革都只能有执政者来做，因为权力在他们手中，如果判断改革的权力也有他们来掌握，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承认自己是不改革呢？！”，而与此相对应，辛亥革命同样的将这种观念继承并延续下来成为一个负面的遗产。“谁当权谁就是革命，反对我就是反革命”（章开沅，p4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负面遗产就是“工科思维”或者说“科学决定主义”（章开沅，p48）。许倬云也指出，“五四运动等于是把启蒙搬过来，但是也没有在五四中贯彻。五四所留下的，一个是科学主义的迷信，一个是国族主义的信仰。”（p142）

尽管有着“现实的的政治利益在内。真正客观评价，要过二百年以后才能做到”，但是你见或者不见，它就在那里。

辛亥革命早已结束了。合上书，细细品味，还是序一周有光的那几句话说的很有味道。

“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

“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五)：一半清澈一半迷雾

学院派的史学家们阐述出“辛亥革命&清末新政”新的理解：

为什么近两个世纪以来我们崇尚暴力革命？可如果革命的意义只是不断推翻而体制的本质不变，它造成的暴力就对社会发展有利吗？如果我能说如果，那么如果慈禧不死，是不是预备立宪就会继续进行下去，是不是辛亥革命就不会发生？为什么同样的西方文明入侵时，日本进行明治维新而变强大，可中国却至今离宪政很遥远？是不是中国人真的只适合被集权而不能将权力握在自己手里？

我想这些历史的迷雾只有等待时间的流逝去慢慢消散。

所幸有些东西是逐渐清澈了，关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本质，“闭关锁国”的本质。历史应当是理性，不带感情色彩的。

书的后半段有部分半路出家的老学究们，诸如“慈禧是一个坏人，慈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的言论，不忍直视。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六)：写在出版之前（转）

年初以来，有关辛亥革命的新书络绎不绝地出版。有的建立在新发掘的史料上，有的建立在独特的阐释视角上，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这至少说明，百年以前的那场震撼世界的事件，始终未曾淡出人们的视野，仍有大量的细节未经披露，仍是一个待思的领域。

更真切的观察与更深入的思考，这正是我们介入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态度、方法以及目的。作为结果，就是刘香成先生最新的大型历史影像画册《壹玖壹壹》，以及大家手头上这本精彩的访谈录。

谈起编著《壹玖壹壹》的初衷，刘香成先生认为“用文字书写的历史过于概念化，而照片书写的历史真实而生动”，是以他“要用照片重新拼贴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历史图景”，并谦恭地说“希望这本影像集可以用看得见的方式，为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作一点补充”。

与《壹玖壹壹》谨守克制与沉默的视觉逻辑不同，《告别皇帝的中国》呈现出的是另外一种面相。在马国川先生精心设计的提问下，十二位学者围绕“辛亥百年”这一主题，各自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汇成了一部气势恢宏细节繁复的交响曲，这是以思想突破概念化书写历史应当遵循的逻辑，也是以思想拼贴真实的历史图景需要施展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