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近代史人物论文 历史研究应该是理性精神与诗性品格的深度结合(7)

李：我个人感觉，《甲寅派》这部书，在整体水准上，比较《地理学》，是上了一个档次。

郭：《“甲寅派”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这本书，也拖了20多年。早在1992年我就开始关注章士钊，关注现代保守主义思潮。当时，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在策划一套国学大师丛书，我曾经想写一本《章士钊评传》，后来这个选题被出版社否决了。随后山东人民出版社曾约我写一本《章士钊传》，我答应过人家，并开始着手撰写，可惜在社里规定的时间内未能完稿。因为章士钊活了90多岁，一生经历非常丰富，要把他经历的主要事情都弄明白，把其所撰写的所有著作都读完，并予以恰当的评价，需要花费相当的精力和时间。不过，有了这个基础，后来申请到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甲寅派保守主义思想研究”。《“甲寅派”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就是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这部书稿很早就写完了，但一直未交付出版，因为自己对书稿不太满意。当初开始着手“甲寅派”时，正在撰写《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一书，受思维定势的影响，设计的提纲带有浓厚的论战色彩。我这个人本来兴趣就广，往往做着这个课题，又想着下一个课题，加上其他工作上和生活上琐事的影响，书稿迟迟未能出版。此次出版，对部分章节进行了重写。在方法上，这部书稿仍然显得比较老旧，即采取排比资料的方法，即先编资料长编，然后围绕问题展开讨论，既没有借鉴什么理论框架或解释体系，也没有从某种既有的观点入手，去阐释其特别的思想内涵。也许，因为研究这一课题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的阅历在增加，对人生的感悟也有所不同。我做研究，不仅是搜集、排比、研读资料，组织论证，往往把自己也投射进去，用心灵去感悟历史，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会把一些对生命的体验融入其中。对此，我在《后记》里也说了，关于“历史选择论”、“历史美学”等，不完全是冷冰冰的学术思考，同时也是对个体生命的体验。

李：作为学者，应该向学术界奉献有价值的东西，贡献带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您对此是怎么考虑的。

郭：中国当代史学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思想家型的学者，人们满足于具体的实证性研究，一些人甚至跟着海外汉学家跑，和着人家的节拍起步。我不是说实证性研究不好，也不是说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不应该注意，我是说中国的学者应该就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提出自己的问题，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不止一次说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我们在文化上也将从近代以来追随、膜拜西方的状态下解脱出来。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文化将与西方文化有一个疏离过程，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念体系。很难想象，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巨人，在文化上仍会是一个侏儒。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也将检验许多既有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学说。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时代，是一个应该出思想家的时代，但学术界至少是史学界似乎没有做好准备。

我思考问题历来主张将历史和现实打通，具体说来就是用现实的眼光反思历史，用历史的眼光审视现实。我曾经以为这是自己的独创，后来发现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已经讲过类似的话。关注现实并非搞影射史学，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历史。今天的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现实明天也将成为历史。试想，一个连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都看不明白的人，怎么指望其去弄清楚一百年前的问题。我认为，历史学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性精神，我称之为历史理性。这种理性精神每每在历史发展的非常时期显示出其特有的价值。我还认为，历史学有一种其他人文学科不具备的诗性品格，我称之为历史美学。兰克和罗素都讨论过这一问题，但都不够系统深入。好的史学著作应该是理性精神与诗性品格的完美结合。我之所以近几年开始阅读理论著作，都与上述思考有关。

李：您这30多年来的治学，反差太大了，1980年代，很传统，现在，很洋气。

郭：洋气谈不到，但时代已经提出了问题，如果我们不去思考，不去回答，甚至没有注意到，那未免太不敏感了。学术研究已经向前迈进，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原地，不思进取，我们很可能被时代所抛弃。以前经常听人讲，某某人的著作读不懂。其实读不懂不是作者的错，是我们读者的错。人家背后本来有一套新的理论或方法支撑着，只是在行文过程中偶尔露出几个新名词，我们不察，以为人家只是套用了几个新名词，然后运用我们旧有的常识去理解，自然看不懂。当然，也的确有人喜欢用几个新名词来招摇，但这毕竟是少数，我们可以不理他。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快速发展，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在变，甚至表述的文字风格也在变，我们即使不能入流，至少也应该预流。

（采访者李卫民为山西省社会科学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原载《晋阳学刊》2017年第4期，引用请注明出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