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近代史人物论文 历史研究应该是理性精神与诗性品格的深度结合(6)

一些朋友对我这样做有不同看法，认为远水不解近渴，兜的圈子太大了。我倒不这么看，研读理论著作，并不是要去发现什么现成的理论框架，将其简单地套到学术研究中来，而是通过研读这些理论著作，去开阔我们的视野，训练我们的思维，改善我们的研究方法，丰富我们看问题的视角。我认为在这方面收效比较明显，只可惜悟道太晚。

李：这应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了，也不能心急。

郭：是的，提倡读书，也得讲究方法，不是去乱读，而是找那些真正具有原创性的著作来读；也不是说要立竿见影，而是要反复读，读多了，效果自然也就显现出来了。

李：再回到《地理学》这部书，这部书的开头，涉及到不少传统地理学的东西，这部分的研究，也有一定难度，说准了，也不容易。

郭：导论部分最初写了近10万字仍未写完，一看不行，如此写下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进入正题，于是废掉重写，现有的导论是重写的。初稿能写那么多说明准备是比较充分的，当然与原来的基础也有关。我本科和硕士研究生读的河南大学是个老学校，历史地理课学课程和一些相关文献如《尚书·禹贡篇》等在本科阶段都学习过。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为了撰写毕业论文，曾阅读过不少清人的地理学著作，当然也比较广泛地吸收了学术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如侯仁之先生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和《步芳集》，王成祖先生的《中国地理学史》，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地学卷”等。另外，博士学位论文原准备写到1934年，所以，1934年以前中国人撰写的地理学著作、翻译的外国地理学著作、编写的地理学教科书，以及刊登在报刊上的相关文章，凡是能找到的基本上都翻过，这些工作可能对从整体上把握传统地理学的发展及特点都有所帮助。

李：《地理学》出版后，还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您刚才也说了，原来没想到能够出版，出版之后，赶上了学风变化，这书还重印过。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深入思考。

郭：这个问题没怎么考虑过。现在看起来我好像总是逆着学风变化做自己的研究。读硕士研究生时，理论学习很热，什么“新三论”、“老三论”、存在主义，层出不穷，我没有跟风，主要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可以说，开封十年，我基本上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我进图书馆，不仅仅是根据藏书卡片借书阅读，而是直接进库翻书。我对河南大学图书馆原来藏书的熟悉程度，可能要超过一些图书管理员。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图书资料，图书馆有什么书，没什么书，那些书有书没号，那些书有号没书，那些书摆错了位置，那些书插反了方向，我基本上都知道，所以使用起来特别方便。后来到北师大读书，我也是尽可能进库，争取早日熟悉书库藏书情况。我经常对学生讲，如果你在哪个大学读过书，却不知道学校图书馆有哪些藏书，那是个极大的损失。因为不跟风，所以一直比较边缘化。我很少有意和别人就某一热点问题展开讨论，也很难长期坚守在某些既有研究领域。如近代地理学研究，有学生就认为我放弃该领域太可惜，北大唐晓峰老师也曾希望我把民国部分写一写。坦率地讲，接着晚清地理学做，轻车熟路，比较省力，但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想，新问题总是不断涌现，放着新问题不做，守着老问题，我自己感觉很不好。许多同学老是为找不到选题而犯愁，我则总是因为选题太多做不完而犯愁。当然，我也可以集中一下时间，用两三年时间写一部专著，不停地写下去，出版社约稿时也都是这么要求的。但我总觉得，那不是智力创造，而是体力劳动，我自己不愿在同一个水平上重复劳动。《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是我30岁时写的，20多年过去了，研究水平应该上一个层次，总不能几十年总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这几年想比较系统地阅读一些理论著作，思考一些理论问题，就是想提升一下自己。这工作有一定难度，慢慢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