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近代史人物论文 历史研究应该是理性精神与诗性品格的深度结合(4)

读博期间，除了龚书铎先生外，我和张守常先生也有接触。早在1983年春天，河南大学历史系曾请张先生到开封，给八一级同学讲过一学期中国近代史料学课。我那时已经决定报考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就跟着八一级旁听了一个学期课。到北师大读博后，因为我们原教研室个别老师和张先生比较熟，于是我就成了他们之间的信使，几乎每学期返校后都要到张先生家里坐坐。毕业后我专门请张先生到人大来给学生做过学术报告。我后来讲授过多年中国近代史料学课程，其中吸收了不少张先生的教学经验。

关于《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和近年对理论的学习

李：2000年，文章也发了好几篇，书也出来了，评价也不错，您当时是否有了松一口气的感觉。

郭：没有，也从来没有松口气的感觉。《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出来之前，《“甲寅派”保守主义思想研究》就已经启动，同时着手的还有《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中华民国史》、《晚清驻外使领研究》等课题。所以，说某某书写了十几年或二十年，并不是说这十几年或二十年什么事也不干，就写这一本书，往往是同时进行着几项研究。有时头绪太多，忙不过来，就要看谁催得急，谁催得急就先给谁交稿。《“甲寅派”保守主义思想研究》是自己的课题，没人催，所以拖到了最后。《晚清驻外使领研究》也是自己的，最后竟拖黄了。其实，我只想一个人在角落里待着，做我自己的研究。我甚至说过，饿死不编书。但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所以有时实在推辞不掉的活还得接。我很少参加学术讨论会，我提交会议的论文，大多是我正研究的课题的一部分，我很少为了一个会议而去专门写一篇论文。我知道这是自己的一个缺点，没有融入主流。这几年朋友们也经常邀请我参加会议，我大多谢却，实在推不开，也大多是提交个发言提纲。近两年特别想静下心来读点书，读点理论书，思考些问题。当然，我对朋友们和同行是很尊重的，他们的著作和论文我差不多都看，我努力向他们学习，但是我不会跟风，我想沿着自己的路子往前走。

2006年我曾策划出版了一套《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这件事看起来似乎很突然，其实这件事在我心中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早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注意到学术界一些老先生的文章非常漂亮，堪作典范。当时就想，如果能把这些论文结集出版，会省去很多查找工夫，对青年学生非常有用。可惜当时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此事就一直拖了下来。李文海先生曾经是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秘书处设在人大历史系。我当时在系里主管本科教学工作，从1998年起，先后担任教指委秘书和委员达八年时间。在此期间，我除了要处理秘书处日常工作外，还参与筹备一年一度的教指委年会和全国历史系主任联席会议。每次会议讨论的主题都离不开教学改革，加之本职工作的性质，教学改革成为我除科研之外思考最多的问题之一。2002年经李文海先生同意，我曾联合系里部分教师开列过一个《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大学本科生基本阅读书目》，经当年教指委年会讨论、补充、完善后向全国高校历史系主任联席会议正式推荐。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就是由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建议补入的，四川大学王挺之教授曾建议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加进来，可惜讨论时未能获得通过。2004年初，北京大学出版社曾经想通过我来组织一套大学历史学专业教材，让我谢绝了。其实人民大学出版社在此之前已经组织我们专门讨论过一次，结果有始无终。在我看来，至少就中国近代史而言，如果没有理论创新，不可能在体例上创新；体例上不创新，可以不编。即使编出来，也很难超过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教材。谢绝北大出版社的邀请后，我提出能否编一个学术论文选本，供大学生阅读。这一建议得到了北大出版社的认可。所以，策划出版这套书《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酝酿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