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近代史人物论文 历史研究应该是理性精神与诗性品格的深度结合(3)

另外，我的文字可能受研究对象的影响也比较大。鸦片战争前后研究西北地理和世界地理的学者们，同时也都是文章家。如祁韵士的文字就很不错，徐松的文字就更好，当时就名满京城。其他如张穆、龚自珍、魏源、姚莹、李兆洛等人的文字也都不错。民国初年甲寅派的几个代表人物，如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李剑农等，也都是文章高手。长期研读这些人的著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

李：现在，把胡思庸先生集中介绍一下吧。特别请谈一下1980年代的胡先生，胡先生在这个新旧转换时期的一些思考、工作。大学近代史人物论文

胡先生在国内近代史学界是领军人物。五十年代后国内长期未评职称，后来恢复职称评定后，先生由讲师直接升教授，未经副教授一级。以后又由普通大学教授直接出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过程中，先生不仅担任“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还于1984年11月与龚书铎先生共同在郑州主办了国内第一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对推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西方传教士与晚清格致学》一文就是先生提交此次会议的论文。我那时我刚刚考上硕士研究生，曾从开封跑到郑州去听会。

大学三年级时先生曾给我们年级讲授过半学期“中国近代思想史”选修课，读研究生时又给我们讲授过“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课的一部分。当时研究生上课不必非到课堂上去，而是到导师家里听课。当时先生已经出任河南省社科院院长，所以几次课都是晚上讲的。先生讲课与别人不同，第一次介绍基本概况、基本史料和研究著作，以及学术界争论的问题。第二次讲课前首先由学生汇报读书情况，并提出问题。这种方法让我们感到压力非常大，因为不读书你就根本提不出问题来。中国近代史的一些基本史料，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点读的，最初发表的几篇文章，也是这样从史料中读出来的。后来我在介绍自己的成长历程时说“胡思庸先生教我读书”，指的就是这件事。

先生对河南大学的热爱，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我曾准备到郑州工作，并一度在究竟是去省社科院还是去郑州大学之间犹豫，因了一个偶然的因素，后来留在了开封。没想到事后先生对此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微笑着对我说：“你的选择是对的，河南大学是个做学问题的好地方。”后来考博士研究生时，先生多少有点不大愿意我离开河南大学，甚至在写完推荐信后说过：“这是最后一次”。我知道这句话的份量，但我认为无论对母校还是对老师，报恩的方式不止一种，做出成绩来或许是最好的报答方式之一。我现在就是这样勉励我的学生的。

李：1990年代，您到北师大读博了，能回忆一下当时北师大的文化氛围么。

郭：北师大是一所老学校，学风非常扎实。但1990年代初期是当代中国人文学科发展最困难的几年，这种情况对北师大的文化氛围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我那时在研究生会当学术部长，对于此类事情非常反感。为了推动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曾经创办过《研究生论坛》，好像还举办过研究生学术论文评奖活动。但因经费特别紧张，搞任何学术活动都很艰难。

学习方面，博士生与硕士生不同，学习主要靠自己。龚先生给我们上过一学期中国近代文化史课，可能是因为我们年龄普遍比较大，平时管的不多，只是到关键时候才点拨你几句。1990年冬天在广州参加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回北京时我顺道回了趟开封，在家住了一周。回京后去见先生，先生不经意地说：既然来读书了，就要充分利用时间。此后两年多时间，除了寒暑假，我再没有中间回去过。平时仍像读硕士研究生一样，主要是泡图书馆，不仅要通查馆藏图书卡片，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进库，熟悉图书馆藏书情况。前年因为研究文明等级论到北师大借书，发现我当年用过的一本书在卡片柜里找不到。我说不对，这书我用过，我的卡片不仅抄了登录号，也抄了全书的章节目录，不可能没有。后来在特藏库找到了。博士论文的事，前面已经说过。先生不仅教我们治学，也教我们怎么做人。记得毕业前夕，先生曾专门和我们师兄弟三个谈过一次话，重点是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注意那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