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近代史人物论文 历史研究应该是理性精神与诗性品格的深度结合(5)

另外，策划出版这套《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也与我当时对历史学内涵的思考有关。虽说早年没有跟风去搞理论，但毕业受过系统的历史学专业训练。大学本科时除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政治课外，还比较系统地听过历史学概论以及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等课程。后来为了撰写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也曾经对地理学理论下过一番工夫。毕业后指导研究生写论文，发现一些同学面对丰富的史料理不清头绪，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对所研究的对象的内涵不清楚。历史学的内涵是什么？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每部分在整个学科中占怎样的地位？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很自然摆到了面前。换句话说，《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是我对历史编纂学的内容思考的结果之一。

李：博士论文修改完成，是在1990年代末，当时，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郭：博士学位论文原计划写5章，答辩时只打印了前4章.一方面是因为字数已经够了，另一方面，最后一章在撰写时遇到了困难。当时，碰到了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关于近代中国人天地观念、夷夏观念变异的资料很多，但是要证明人们观念的转变是在接受近代地理学知识之后才发生的，这种直接的资料并不太多，当时自己的阅读量也确实有限，论文又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因此这部分内容虽然写出了初稿，但是，感觉到把握不大，就没有打印。这部分内容直到出版前才补充完善，并且分成了两章。还有些内容，像门罗主义与清末地理学研究的关系，书中也提到了，但因为受资料的限制，当时并没有展开。只到十年之后，才在此基础上撰写了《门罗主义与清末国家认同》一文。这部书最大的优点是史料扎实，所有的结论都是在研读史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感悟、体会得出的，但理论准备明显不够，缺乏一种批判意识。如果现在来写，情况可能会好一些。这几年因为研究文明等级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这方面的感受非常深。

李：那您现在对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理论渗透、理论借鉴，有没有什么心得和大家分享呢？

郭：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系统论、信息论、控制度等理论风行一时。不过我对此始终没多大兴趣，当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阅读史料上。在我看来，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学科，不读史料，仅仅拿一套西方现成的理论来解释某种历史现象，很肤浅也很可笑。一次阅读陈寅恪先生的《寒柳堂集》，发现《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一段话直叫人拍案叫绝，这段话我至今仍能背出来：“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我认为，这段话，也包括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的几段话，其学术价值远非一些学术专著可比。读博士研究生时这种心态仍然没有多大改变。第一篇文章在《学人》发表后，陈平原先生曾经提醒我，说文章理论提升不够，建议我和汪晖先生联系一下，听听他的意见。我给汪晖先生打过电话，因平时对理论关注不够，所以对他所讲的内容并未完全听懂。

当然，我也已经感觉到学术研究范式转换时代的来临，如果还满足于过于那样一套研究方法，有可能被时代抛弃。我也曾让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到哲学系听西方古典哲学课，到社会学系听相关理论课，但自己始终未能抽出时间来系统阅读一下西方的理论著作。直到2008年，因为要开设一门博士生的研究指导课，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研究指导课属前沿课，一方面要为帮助学生打开视野，另一方面也要为将来做学位论文做些准备，于是开了一个书单，理论著作和优秀博士论文各占一半。不料，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完全被那些理论著作吸引住了。从那时开始，每年一次，领着学生系统研读西方理论著作，重点是英国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和美国的新文化史，具体说来即斯金纳的几部代表作和美国学者研究新文化史时所依托的几部理论著作，而且要通读原著，不读节本，也不读简介。因为通读原著不仅有利于全面理解作者的思想，说老实活，在阅读过程中，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教学相长。之所以这么做，我也是想逼着自己把手头的其他事放一放，集中时间提升一下自己。学生每每有畏难情绪，我就鼓励大家，这些著作当然不可能一读就懂，多读几遍，慢慢就会懂；而且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时间久了，接触多了，学术研究的视野和境界都会发生变化。情况也的确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