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近代史人物论文 历史研究应该是理性精神与诗性品格的深度结合

原标题：历史研究应该是理性精神与诗性品格的深度结合

——郭双林教授访谈录

导语：这是一份反思性很强的历史学者回顾录。郭双林教授治史，已逾30多年，取得不少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他从不满足已达到的学术境界，总是想方设法不断寻求自我突破，特别是在过了不惑之年后，更投入大量精力研修理论经典，寻求新的学术研究路径。他的思考、探索、解悟，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世纪的历史学学术前进的某些趋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应该有更新的面貌和更深刻的思想意蕴，但达致这样的境界，也需要有更新的路径。郭双林先生的学术反思，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借鉴。

郭双林：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华赌博史》《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甲寅派”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潮》，策划出版《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采访者李卫民

受访专家郭双林

采访时间 2017年2月28日

采访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郭双林教授办公室

胡思庸先生、龚书铎先生、陈平原先生与我的晚清地理学研究

李：我读《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感觉这本书质量已经很高了，您也曾回忆，这部书的研究、写作、修改，持续了很长时间。

郭：大约有15年吧。

李：十年磨一剑，15年，磨的时间也够长了。

郭：情况是这样。我1984年从河南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当年考取本系硕士研究生，导师有三个：毛健予先生、胡思庸先生和荣铁生先生。具体指导我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是胡先生。那时候，“文化热”兴起，受这股时代思潮的影响，我在确定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时，自然想到近代文化演变和西学东渐问题。研究近代西学东渐，《海国图志》这部书是绕不过去的。一次和胡先生汇报论文选题时，提到《海国图志》，先生突然说：“你能不能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一下这部书。”当时我就愣了一下。因为我的专业方向是中国近现代史，从来没有想过从地理学的角度对《海国图志》做一番研究。不过，既然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表示看看再说。

寻着这个思路，我把河南大学图书馆的所有图书卡片通查一遍，结果发现，鸦片战争时期的世界地理研究不是孤立的，早在嘉道之际西北地理学就已经蔚然成风，鸦片战争时期的世界地理研究，不过是战前西北地理学在新的形势下的一种变异而已。具体说来，战前祁韵士、徐松、张穆、沈垚、俞正燮、魏源、姚莹等人均曾研究过西北史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除了去世的几位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把研究的重心转向了东南海疆，并由此走向了世界。这股学术思潮并没有随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而终止，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随着中国北部边疆出现危机，中俄边疆史地开始兴起，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是何秋涛。所以，鸦片战争前后的地理学研究，不只是一部《海国图志》或《瀛寰志略》，而是一股学术思潮。从战前的西北地理研究，到鸦片战争时期和稍后的东南海疆地理、世界地理研究，再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俄边疆地理研究，是一个整体。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名字叫《论鸦片战争前后的舆地学》，就是研究这股学术思潮，上起1820年前后，下迄1860年前后，大约40年时间，当时写了近8万字。

等到做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我曾想绕开这个题目，因为当时感觉自己很难突破自己。在考博之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论戊戌时期的“排荀”运动》，龚书铎先生知道此事，所以在一次谈及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他曾建议我，能不能研究一下近代诸子学。考虑到有关诸子学的文献太多，三年之内很难把论文写完，所以放弃了。当时还曾考虑过研究近代科学思潮。上海的熊月之先生曾经写过一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但一直未见谁写中国近代科学思想史，于是我就想把近代科学思潮作为研究对象。为此很是下过一番工夫，并曾到清华大学请胡伟希先生帮我修改论文提纲。后来发现内容太多，三年之内根本没办法写完，于是决定缩小范围，专门研究《科学》杂志。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科学》杂志涉及许多具体学科的知识，一个人在三年内很难把各门自然科学的知识都弄明白，泛泛而谈，也写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此外，也曾考虑过研究张君劢的思想，因为提不起兴趣，最终没有下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