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近代史人物论文 历史研究应该是理性精神与诗性品格的深度结合(2)

转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原点，重新考虑地理学。当时我对地理学研究陷入一个思维误区，总是以人物及其著作为中心来思考问题。如果按照人物为中心来写近代地理学史的话，很多内容将无法容纳进去。在龚先生的教导下，我才明白学术史、思想史也可以围绕问题来写。思路打开后，下面的工作就简单多了。原来准备写到1934年中国地学会成立，但是，战线太长，只能缩小范围，只写晚清时期，名字叫《晚清地理学研究》。《晚清地理学研究》共5章，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外来影响、地理学本身的演变及其社会功能三大块，从逻辑上看，是从形下向形上推。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本性的，此后，面对任何研究对象，我都会直接围绕问题来思考。后来我曾用“胡思庸先生教我读书，龚书铎先生教我思考”来概括我的成长历程，后半句说的就是这件事。

书出版后，反响之好出乎意料，不仅研究学术史、思想文化史的人看，甚至一些教社会史的老师也向学生推荐。同时，海峡对岸学术界也做出了反映。一位叫洪健荣的先生专门就此书写了一篇长文，将其置于民国以来地理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中来考察。洪先生甚至认为，此书的问世，不啻贡献给世纪末的海内外学术界一部意义非凡的近代地理学史专著。这个评价要远远超出我的预料。说来奇怪，我的几本书出版后比较有分量的书评大多是台湾学者写的。《中华赌博史》出版后，中研院史语所的柳立言先生就曾经写过一篇书评，对该书作了比较充分的肯定。虽然知道二位先生的肯定带有某种鼓励成份，但仍让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我与二位先生并不认识，既不曾谋面，也不曾通信，特别是洪健荣先生，至今连其供职的单位都不清楚。

从河南大学到北师大：回述求学经历

李：关于河南大学的学风，您能再做一些回忆么？

郭：河南大学是个老学校，1912年建校，与民国同龄。其前身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当时与清华学校齐名。20世纪30年代改为河南大学，以后又改为国立河南大学，是一所学科齐全、实力雄厚的综合大学。后因院系调整，对学校发展影响很大。我们入学的时候还叫河南师范大学，毕业前已改回河南大学这个老校名。学校虽然前后变化较大，学风还是被一代代传下来了。大学近代史人物论文开封这个地方，由于交通的影响，是有一些封闭，但这也有好处，就是大家能够静下来潜心读书。我在开封求学工作前后十年时间，当时没有其他的事情，主要精力都用在读书上，平时和朋友聊天也是谈学术，比如最近有什么新书出版，有什么新文章发表，某位学者正在研究什么新问题，等等。

河南大学的学风可能和北京大学的学风有一定的关系。记得陈平原先生曾经提到过，我的文章比较对他们的路子。当时我只知道曾经在河南大学工作过的许多老辈学者，如范文澜先生、嵇文甫先生、冯友兰先生、任访秋先生等都曾经在北大学习过。后来一想，嵇文甫先生应该算是我的师祖，我的硕士生导师胡思庸先生曾给嵇先生做过助手，不知道这中间是否有某种联系。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从确定题目到搜集资料，再到写作、修改，都离不开胡思庸先生的指导。他当时在郑州河南省社科院上班，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郑州去当面汇报论文进展情况。写出初稿后先生在百忙之中曾为我逐字修改过，这份手稿我至今保存着。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后来才发现，自己无论是写文章还是讲课，都明显带有先生的印记。

李：关于您的文章写作，能否多说几句呢。

郭：我的文章写得不好。当然，这主要是自己没有学好。胡思庸先生的文章写得很漂亮。早年以《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林文忠公家书考伪》、《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等文章享誉学界。中年以后，所撰《汪士铎思想剖析》、《清朝的闭关政策与蒙昧主义》、《西方传教士与晚清格致学》等，亦曾传颂一时。据他自己讲，《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一文是看完资料后一气写成，没抄卡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先生写文章不打草稿，腹稿打好后一挥而就。我看过手稿，只是偶尔改了几个字。我在《中国近代史读本》上册中为先生的《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一文所撰的导语中曾经写道：“义理、考据兼得方算真学问，情到、意到、笔到才是好文章。”这话不是随口说的，是我跟先生多年学习所得的体会。可惜因天资愚钝，在撰写学术论文方面，我始终未能学到先生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