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的绿洲 【学术对话】施展 王剑利：从“多元互构”的体系史看中国历史疆(7)

另一方面，边疆地区和各族人民对中国的历史疆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孙宏年教授考察了中央王朝在西南边疆“体国经野”、设官置守的过程。在吐蕃、南诏和大理时期，少数民族边疆政权对外拓展疆土;元明清时期，地方政权积极经营边地。

元明清三个王朝正是在吐蕃、大理辖区的基础上设置行省等军政机构，延续和发展着中国西南地区的疆土。尤为重要的是，元明清三朝时的行省区划逐步调整，但西南边疆的政区设置仍然相互关联，其变迁过程深刻体现为区域间的联动性和整体性，黄达远教授展示了西北边疆的“北套客”和“西路客”等各族民商，从长城腹地的商业市场张家口到天山腹地的粮食市场古城开辟了一条商贸大通道，从多个方向撬动了内地、草原和绿洲之间的商贸往来，实现了一次革命性的历史变化。

施展：你们这一专题的系列文章所展示的历史进程意义深远。尤其是置于一个“体系史”中来观照，汉、蒙古、满、回、藏、苗、彝、壮等各个民族，以及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各个区域，共同实现“多元互构”、共同演化的过程本身就呈现为真正意义上的宏阔的中国历史。而随着技术跃迁，中国体系内部的“多元互构”共同演化进入到了一个更大的空间格局中。东西方世界在近代以来的相互遭遇，使得它们在全球意义上进入到互相构造和共同演化的进程，东西方各自的历史由此进展为超越于单一区域之上的世界历史。

王剑利：我们的专题试图呈现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演变和巩固的过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展示出北部草原、新疆绿洲、青藏高原、西南山地等边疆地区及其少数民族独特的社会与历史文化传统，启发读者思考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贡献。

方铁教授和杨志强教授研究治理西南社会的历史，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中央王朝通过流官制度和移民实现了儒学向西南社会的播化，在这一过程中，基于中原农耕社会的儒家文化与基于西南山地农耕社会的生态文化及其西南民族传统文化不断进行互动和调适，是否生成了新的文化图式?并以此形成一种西南社会独特的“精神气质”?

进一步而言，可以说，在西南边疆，也发生了文明互构的进程，我们可以通过本专题对西南地区的土司土官制度的研究，以及对“苗疆”“国家化”进程的研究窥其端倪。因此，进一步的问题是，在整个西南边疆，山地文明是否是一个具有自主性和独特性的文明?在“多元互构”框架中，能否成为具有相对自主性和清晰结构的一元?这一元又如何参与到“多元互构”的体系演化中?这也许是在整体性的历史疆域和中华文明研究中，中国的西南边疆被相对遮蔽或忽视的部分。

其实这些思考关联到另一个问题：中国在经由“多元互构”得以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是否存在具有延续性的精神内核?其生命力又源于什么?

施展：您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打开了一个非常大也非常重要的开放性问题域，恐怕不是这一篇对谈能讨论充分的需要未来进行持续探讨。我在这里仅从一个角度提出一些思考。

仔细考察中国实现“大一统”的历代王朝，会发现一个常常被人忽视却非常本真性的特征，即，它实际上是通过政治手段而对若干个社会空间的整合。社会空间基于人群在日常交往中所形成的自生秩序而成。在古代，交往的便捷性通常是由地理的便利性所决定，所以，前文所提到的若干亚区域，也伴随着若干社会空间。在“大一统”王朝内部，只有在中原地区，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才是重合的;在非中原地区，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并不一定重合。因为古代王朝有一个政治统治有效半径的问题,统治半径由军事和财政逻辑决定，而不由社会空间决定。中原的社会空间全部在这个半径覆盖范围内，但是非中原地区的社会空间，经常是只有一部分在半径覆盖范围内。华南地区的汉人社会就以极深刻的方式呈现出这一点。它是基于海洋贸易过程而形成的南洋社会空间的最北端，被王朝政治空间所整合，但这一社会空间仍有很大一部分在王朝政治空间之外。直到20世纪非殖民化运动之前，对两广、福建的民众来说，经常会觉得“下南洋”并非离开故国，只不过是在同一社会空间中的内部移动，原因便在这里。我们过去常常以为中原表达着“中国”的本质属性,但从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重合与否这一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中原实际上是特殊的。仔细考察世界历史上其他文明区的伟大帝国，同样可以发现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不重合性，这差不多是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