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的绿洲 【学术对话】施展 王剑利：从“多元互构”的体系史看中国历史疆(5)

王剑利：我们专题文章所呈现的疆域治理的进程和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您阐发的“体系史”逻辑：尤其在清代，清王朝的统治者从“大一统”获得了经营多民族边疆地区的正当性，以“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来消解“夷夏之防”，并在军事征伐之后，进一步将“大一统”理念实践为“政令统一”与“因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民不易其政”并举的治理方略，结合行政渗透来完成边疆的经略，逐渐将羁縻地区转化为有效治理的国土。这一过程正是这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如何降低“统治成本”，以实现“多元互构体系的内部均衡状态”的重要体现和结果。

正如孙宏年教授指出的，从秦汉至20世纪中期，历代央府对于边疆不同区域的治理既有统一的政令，又都有因俗、因地、因时、因势制宜的措施。而这种治理技术在清朝最为成功。世界上最大的绿洲方铁教授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土司制度是中原王朝深入经略边疆地区的源头。

在元明清时期，中原王朝经略边疆的重大变革尤其以土司制度为肇始，开创了中央王朝分别治理或应对边疆与邻邦的时期。他强调实行土司制度有特定的条件，即施治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其首领与土地、山林等资源紧密结合，三者的依附关系世代相传形成了特殊的社会结构。

在吴楚克教授的研究中，清朝初期的统治者基于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万户制”与蒙古的习惯制度“会盟制”并结合清代的八旗制度形成了“盟旗制”，基于“盟旗制”的满蒙联盟，使中央王朝在蒙古地区的辽阔地域中实现了政令通达，巩固了边防，并在顺治时期形成了后来内扎萨克蒙古六盟的雏形，意义深远。在孟繁勇副研究员的研究中，清朝在东北设立了三将军辖区，对东北实行了较之前历代王朝都更为有效的管辖，并且还实行了“一地多制”的管理体制，适应了东北各民族、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实现东北地区的长治久安发挥了巨大作用，清朝前期在东北的体制创新是清代国家“大一统”和“因俗而治”政策成功结合的典范。

4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成脉络

王剑利：在当前的网络上，轻视或否定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似乎成为一股风潮。而学界却对元、清两个少数民族建政的王朝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很多历史学者、边疆学者注重研究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带给中国的重要历史遗产。我们的专栏文章也特别呈现出元、清两朝具有独特的治边思路与方略.在您的分析构架中，如何解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经略边疆进程中的贡献,及其对于中国历史作为“体系”演化的贡献?

施展：先来说一下网络上那些否定少数民族政权的言论，其实大多基于狭隘的中原中心视角或者大汉族主义视角，这恰恰是我的理论框架想要超越的。中原中心论会认为，只要不是汉人建立的政权，便不是中国的政权。这种说法里有一个很基本的前提需要被仔细辨析，那就是，在古代，我们究竟是如何定义汉人的?它并不是根据血统来定义的，因为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迁徙和民族交融的过程，从血统上根本说不清何为汉人。汉人是根据文化来定义的，具体说来就是由儒家定义的。而儒家要转化成日常的伦理实践，它的载体跟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一神教是不一样的。对于一神教来说，载体是个体心灵的皈依，即便是孤身一人身处沙漠或荒岛，其信徒仍然可以按照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或者穆斯林的方式来生活。但儒家的载体则首先不是个体心灵的皈依，而是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比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等，必须在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中才能展开。

这种人际关系结构，要求有比较稳定的家庭组织形式，而稳定的家庭组织形式一般要在定居型社会中才能实现。定居就要农耕，而农耕有一个最硬性的约束条件——年降水量。如果一个地方的年降水量少于400毫米的话，那里的人们靠农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是活不下去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其分布的北界大致就是长城，说得准确些，中原王朝是在农耕地区向北扩展的极限处修建了长城。在古代社会，农耕所面临的这种硬约束，使得人们到了长城以北地区还想活得下去的话，就必须游牧化。而一旦游牧化，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中原式的人际关系结构、家庭结构等，不能再按照儒家的方式来生活了。从文化上来看，这就不是汉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