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的绿洲 【学术对话】施展 王剑利：从“多元互构”的体系史看中国历史疆(4)

清王朝将多民族统合宇内、视为一体，对多元文化传统兼收并蓄，并以这一理念经略边疆地区，实现和巩固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疆域。这样的理念和格局已经远远超越了之前的历代王朝，也远不是“汲取和继承汉人经验”，或者满族统治集团接受“汉化”可以解释的。

从我们的专题文章中可以看到，在清朝前期经略东北的过程中，对“华夷之辨”的理解，以种族差异回归为文明水准的差异，使得作为满族“龙兴之地”的东北地区被纳入到中国的内部体系之中;这样的一种回归，也让清王朝能够突破传统中原王朝的“华夷之防”“华夷有别”的限制，可以放弃修建长城，以蒙古地区为藩屏，以长城内外为一家。同样，在西南土司地区“改土归流”、在“生苗地界”“开辟苗疆”等措施，加速了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其中，清王朝在“生苗地界”“开辟苗疆”并非是一个仅由军事征服、流官治理的行政渗透和移民文化的推进组成的“汉化”或“征服”的故事。杨志强教授首次提出了“双重华夷体系”概念，认为“历史中国”是一个具有延续性和内在稳定结构的观念体系，其“王化”的政治边界和“教化”的文化边界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整体性和丰富内涵。他试图以此来解释明清时期云贵高原少数民族地区在推行“国家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难以用既有理论解释的现象。

在我看来，这其中可能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作为统治者的满族集团和进入“苗疆”的官僚集团所共同理解的“中国”是什么?这需要我们去理解“大一统”和“华夷之辨”的真正内核。二是在没有土司土官、无社会层级的“生苗地界”缺乏国家进入地方的关建中介，“国家化”进程又如何将对“中国”的理解播化到边疆地区?儒学的教化无疑是一个关键过程。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身份的官员们进入“苗疆”进行治理，推行教化，当教化完成，则奏请删除“苗疆”之字样。在这个过程中，在“苗疆”或者更广阔的西南地区，西南山地少数民族与来自中央的国家权力不断互动，山地农耕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不断互动。其互动的结果，我认为不是能用“汉化”或者“以夏变夷”来简单涵盖的。

施展：这些研究都非常有意义，使我的宏观解释框架获得重要的分析基础。关于“大一统”，我只想补充一点。中国是各大文明中唯一的保持了政治“大一统”的国家，但实际上基督教、伊斯兰教也追求“大一统”，但那些文明地区都没能维持其“大一统”。是否能够维持“大一统”，关键在于军事和财政逻辑。就是说，央府是否能够低成本地从社会上汲取财政资源，从而掌控直属央府的庞大军力。如果能够低成本大规模汲取，超过某个门槛之后，中央政府就可以对任何区域性的反抗力量形成绝对压倒性优势，那么“大一统”才有实现的可能。

中国的中原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连续成片的农耕地区，人口与财富总量的汇聚规模，在古代世界堪称独一无二。欧洲就不一样了，跟中国相比，缺乏大规模连片的地理空间，人口密度也小得多。历史上，中国这边，中央政府征税成本低，税基的规模也大，地形结构又有利于大规模作战而不利于割据;欧洲那边，中央政府征税成本高，税基的规模也不大，地形结构又有利于割据。于是，中国这边维持“大一统”的难度相对很小，欧洲维持“大一统”的难度则很大。中国这边，自从秦朝以后，即便进入割剧状态，也还能回到“大一统”;宋代之后，再也没有过长期的割剧时期，一个“大一统”王朝崩溃了，取代它的不是大分裂，而是另一个“大一统”王朝。欧洲那边，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就再也没能统一起来，个别强人短暂地做到了，也根本压制不住区域性的反抗力量，很快“大一统”就会瓦解掉。

由此就会导致我在前面所说的，在历史上，欧洲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统治正当性问题，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农牧两大区域寻求持久和平的问题。在中国这边，历史逻辑最终会收敛在多元互构体系的内部均衡状态上。那么，边疆问题就一定构成“大一统”王朝必须直面的问题，这一方面会导致“大一统”与“华夷之辨”等主张的内涵变化，一方面也使得“因俗而治”成为政治秩序当中的必需。倘若没有因俗而治，则“大一统”王朝统治成本居高不下，势必难以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