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的绿洲 【学术对话】施展 王剑利：从“多元互构”的体系史看中国历史疆(2)

2为什么选择清朝?

王剑利：您对中国历史“多元互构”的解释很有新意,但是我也注意到，您在书中所讨论的秩序逻辑，最终落实在清朝的秩序上。同样，在我们这个专栏的文章中，学者们用有限的篇幅叙述了中国的疆域治理历程和数百年来经略边疆的政策及其影响,大家的视野似乎也都聚集到了清代。为什么学界会对清朝如此重视，并以清代前期的疆域为结果来讨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呢?

施展：也曾有其他朋友提出过类似质疑，问我的这样一种写法是否是一种实用主义，仅仅是因为我们继承了清朝的领土，就从清朝写起。但实际上，我们如果从“多元互构”的体系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话，会发现另外一个长期为人所忽视的历史逻辑，从这个逻辑出发，我们可以称清朝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完成形态。

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东亚大陆体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这个体系有的时候表现为外部均衡关系，有的时候表现为内部均衡关系。外部均衡关系就是历史上多元亚区域之间的外部对抗关系，呈现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长期的冲突对峙，比如汉匈对峙、宋辽对峙、宋金对峙等。外部均衡经常是通过战争来调整亚区域之间的秩序关系。当然,此时的亚区域之间也还是互构的，中原与草原的历史逻辑仍然是互为解释的，无法脱离其中一方来理解另一方。内部均衡关系，就是多元亚区域被整合在一起而形成了庞大王朝，如元、清等王朝;由于亚区域的形成是基于无法被消除的地理—气候—生态差异，所以统一的王朝内部仍然是多元结构，王朝通过对治理技术的改进，来调整亚区域之间的秩序关系。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均衡关系的组织成本是不一样的，对整个体系来说，最终会向整体组织成本更低的方向演化。外部均衡下,对峙的各方都要维持规模庞大的常备军，体系的组织成本居高不下;内部均衡下，“大一统”王朝的军队规模就小得多，组织成本大幅下降，那么,体系最终就会向内部均衡的方向演化。所以，为什么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要以清王朝为重点来讲述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呢?答案便是，清王朝就是这种内部均衡的最高呈现。更准确地说，这种内部均衡的样态，并不一定是个叫作“大清”的王朝，现实的历史所留给我们的恰好是“大清”而已。

我们还可以在东西方比较的视角下来看这个问题。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其在历史上，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统治正当性的问题;而对于东亚大陆的体系来说，其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农耕与游牧这两大对峙区域，如何找到一种秩序安排以实现持久和平的问题。仔细看中国历史会发现,清代是古代中国经过不断试错，最终找到的对持久和平而言最好的秩序安排。由此又带来一个结果，持久和平带来了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清代人口连续突破了两亿、三亿、四亿的大关;而更早的朝代中，人口突破一个亿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流民四起、天下大乱。以往对清代人口爆炸的解释，经常是归因于美洲作物的引入;最新的人口学研究表明，美洲作物在清代的种植规模根本不足以支撑如此规模的人口膨胀。所以，最可能的解释还是内部均衡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在这两种视角下，我们都可以发现，清代所形成的中国国家形态，是中国历史演化逻辑的自然趋向。于是我们可以说，从清代出发的研究，并不是一种断代史式的研究，而是对作为体系的中国史的一种整体性研究。

还要强调的是，上文所说的历史演化逻辑，都是以古代的技术条件为前提的。在近代技术条件之下，东亚体系外部的力量开始成规模地到来,清王朝被迫进行一种整体性的应对。由此开始，这个多元体系自主演化的“体系性”的一面开始淡化，而整体性、国家性的一面开始凸显，中国也就走上了从古代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程。但“体系性”的淡化只是相对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关系的凸显而言，从其内部的角度来看，“体系性”仍然存在，只是经常会被对外显现的整体性遮蔽而已;但这种遮蔽会带来我们理解边疆问题的一系列盲区，这是我们在当下必须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