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的绿洲 【学术对话】施展 王剑利：从“多元互构”的体系史看中国历史疆(3)

王剑利：您的这个“体系史”的解释逻辑可能会启发出非常多的延伸讨论。我还想进一步追问，从体系史的角度来说，您为什么说清王朝就是内部均衡的最高呈现了呢?

施展：政治体的规模不能无限度扩展。因为，伴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其组织协调的成本会上升，组织规模扩大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在边际收益递减为零处，大致便是政治体的最适规模。具体的边际收益状况，需要通过复杂的财政史分析才能得出定量的结论，但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观察和分析，也大致可以得出定性的结论。

清王朝将中国体系的外部均衡转化为内部均衡，降低了组织成本，也带来了规模收益。但是随着清王朝继续扩展，组织成本上升，边际收益递减。组织成本有两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分别是地理和文化传统。地理决定了物质意义上的组织成本，文化传统则决定了精神意义上的组织成本。清王朝的扩展，基本上达到了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最适规模。今天中国所继承的领土，基本上是清王朝的领土，这也是清朝时达到最适规模的一个直观呈现。边际收益还有个约束条件，就是与其他政治体的互动博弈关系，它会产生很大的外部成本，从而调整边际收益的均衡点。

3国家治理与边疆秩序：“大一统”与“因俗而治”

王剑利：这个解释着重于地理等物质约束条件。您刚刚还谈到了作为精神约束条件的文化传统，这与我们的专题有更大的关联性。在专题的系列文章中，我发现学者们对中央王朝经略不同边疆地区的叙述，基本涉及到两个中层逻辑，借鉴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我将之归纳为“经略边疆的正当性”以及“经略边疆的技术”，前者以“大一统”和“华夷之辨”的意涵置换为核心，后者集中表现为“因俗而治”的制度策略。在您构建的体系史框架中，如何整合这两点呢?

施展：在我的解释框架中，这两点可以归并为一个问题：清王朝如何进一步降低组织成本，以确保统治效率?这里面就有两个向度需要分析。

一个向度是，王朝的自我理解，也就是您说的“正当性”问题，这决定着其政府可以运用的政策工具。中国历代王朝的自我理解基于儒家所主张的“大一统”与“华夷之辨”。这些主张的内涵，是不断进行着调整的。在宋、明等时期，“华夷之辨”经常会被具象化为种族差异;在少数民族入主的时期，“华夷之辨”则被转化为文明水准的差异，否则少数民族本身的统治正当性就难以确认了。而“华夷之辨”在最初也确实是对文明程度之差异的辨别，《春秋》里面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里的华夷就与种族无关，只与文明与否相关。不同的自我理解所转化出的战略目标就会有着根本差异，所能动用的政策工具，也会有巨大差异。有些清王朝可能运用的政策工具，在明王朝的自我理解之下就很难被接受。

另一个向度是，“大一统”王朝必须因俗而治。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地域都有完全适应着当地的地理—气候—生态亚区域所形成的秩序逻辑，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中央政府因此需要对地方社会结构有很好的理解与把握，懂得如何以既存的社会与传统作为制度入口，将地方既存的社会结构嵌入到中央政府的治理结构当中，顺势而为。更进一步而言，这样一种因俗而治的政策工具，也正是因为王朝的自我理解的变化，而得以更加顺畅无碍地被运用起来。

王剑利：这样的宏观解释框架还需要回归到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寻找支撑，才更为坚实。我们的专栏文章是对一系列重要历史进程的研究，其中也展现出这种深层的自我理解和治理逻辑。在学者的研究中，元明清时期是中国的历史疆域演变和巩固的关键阶段，是否有什么动力在引导着这一贯穿了600多年的历史进程呢?

理解这一进程，边疆治理的正当性就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大一统”和“华夷之辨”成为核心议题。历史上以农耕民族为主导的中原王朝延续的思想脉络中，“大一统”观念蕴含着“天下归一”的恢宏理想，却难以臣服“四夷”，难以将之实现为一种政治实践。由此，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长期的冲突对峙就被置于“华夷之辨”的对立框架中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