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的绿洲 【学术对话】施展 王剑利：从“多元互构”的体系史看中国历史疆(6)

草原和中原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伦理结构、政治结构，并且由于生态的约束，这种差异是无法消除的。纯粹中原的人无法理解草原，纯粹草原的人也无法理解中原，于是都无法统治对方。那么，古代中国要想达成体系的内部均衡状态，也就是让长城南北都纳入统一而又多元的王朝之下，就既无法靠纯粹的中原人、也无法靠纯粹的草原人来作为帝国的担纲者。担纲者必须是能够同时理解中原与草原的人，这样的人只能来自过渡地带。

中原与草原之间能够担纲“大一统”王朝的过渡地带有两个，一个是长城沿线，北朝的主导者都是在这一带崛起的;再一个是东北，辽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基本都是来自东北。东北的北边连通着呼伦贝尔大草原，南边是经常接受中原王朝统治的辽东宜农地区，在东北能够站住脚的统治者，必须兼通两方。这样，其入主中原之后，便可以建立起一种二元结构的统治。在这种二元结构中，统治者兼具两个身份，通过可汗的身份以部落联盟的方式统治草原地区，主导整个王朝的军事秩序;通过皇帝的身份以中央政府建立的官僚体系统治中原地区，主导整个王朝的财政秩序。中原之富与草原之雄结合在一起，并因对最高统治者的共同效忠而联结在一起。但蒙古人是个例外，他们来自大草原，成吉思汗时代和元王朝最终能够一统天下，是因为借助了契丹人、色目人等来自过渡地带人群的政治智慧。

这个历史逻辑分析清楚了，差不多就能得出结论，古代中国要想解决自己在政治上的核心问题，即长城南北两种秩序的永久和平问题，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依靠来自过渡地带的少数民族。现代中国的技术条件变了,古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些约束不再存在，秩序逻辑也会发生某些变化;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却完全是由达成内部均衡的古代中国所留存下来的,我们无法脱离这个历史前提来讨论问题。如果否定少数民族王朝，基本上就是在否定中国的历史逻辑，也就是在否定当下中国疆域的正当性，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世界上最大的绿洲

王剑利：这样的解释很有力量。在“多元互构、体系演化并寻求内部均衡”这样的视角下，我们对于边疆问题和中国问题的理解，都会出现格局上的巨大变化。

综观本专栏的文章，已经能发现这样的路径：唯有实现“大一统”，清代中央王朝才能将对边疆的遥相羁縻真正转化为有效治理。同时，清王朝已经涉入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当中，“大一统”的统合也因此具有了世界视野，其边疆治略和技术也就关联到中国的内外联动机制当中。这种深刻的“多元互构性”尤其体现在基于不同区域间的互动过程而形成的“走廊”地带之上。

一方面，中央王朝为疆域稳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成本。黄达远教授对“长城-天山”走廊的区域研究路径,向我们展示出了西北边疆经略的宏伟进程。清代中叶，在北部中国，为了消弭历史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防止沙俄南下，清王朝统合了中原、草原和绿洲的力量，构筑起自天山南北、经蒙古北部一直到东北地区规模巨大的塞防体系，从各地调遣官兵家眷来充实塞防。

根据文中提到的数据，1760年至1911年，清政府拨给新疆的协饷和专饷，总计近3亿8千万两白银，约占清朝中叶财政收入的十五分之一，相当于清朝乾隆中期8到10年的财政收入总额。清王朝开发新疆的努力，使“国之臂腋”从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天山的伊犁河谷，让天山千里沿线的游牧区转化为以绿洲形态为主的重要产粮区，将农耕区的界限从河西走廊向西北推进了上千里。这样不仅使农耕区和游牧区都置于“大一统”之下，而且带来了巨大的“和平红利”和“人口红利”。杨志强教授的研究展示了“开辟苗疆”的进程。

在贵州，从元代和明代，中央王朝就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开辟和保护一条连接中原和西南边疆的“一线路”通道(也称“入滇东路”)，甚至因这条道路而专置贵州一省。“苗疆”真正实现“国家化”发生在清代，并与“苗疆缺”这一官吏制度有直接的关联。在这一进程中，“苗疆”的范围不断萎缩而最终相对固定下来，实现了“内地化”;“苗疆”也由边疆转化为连接中原和西南边疆甚至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重要过渡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