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与实现(7)

第二，批判运用国家法团主义。基于前述西方国家社会组织政治整合模式，可知中国在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中选择国家法团主义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一则，伴随着市场和改革实践的深入，我国多元社会日臻形成并发展成熟，不同的社会阶层越发复杂其利益纠纷也更趋激烈。二则，中国传统和现实的国家主导社会的模式。中国历史上的强大的中央集权模式，使得形成国家主导社会的传统，在国家主导的前提下，国家控制社会组织是完全可能实现的。三则，中国已经形成了垄断性社会组织的结构，如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等。如果让这些职能组织逐渐发展和提高它们的代表性，并保持现有的垄断地位，这些社会组织就有能力代表自己的成员参与政府决策，并确保集团成员接受职能组织与政府机构共同制定的政策，发挥相当程度的政治整合功能。第四，我国国家法团主义的制度已初具雏形。我国颁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就已然确立了双重管理体制，基于此，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确立了政治组织支配社会组织的地位。

第四，理性强化社会资本建设，培育社会组织政治整合文化。众所周知，社会成员的志愿性与草根性参与构成了社会组织独有的特质。这种特质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对于西方国家，作为个体的社会公众对于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影响等方面也多持有谨慎性态度。同时，社会公众缺乏公民意识、自治观念、契约精神，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多有认识误区，这些都影响了我国社会组织法治功能与政治整合功能的充分发挥。所以，要加大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支持等社会资本的投入，切实加强和培育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文化氛围，使得社会组织成为民意表达和民众参与的有效途径，成为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合法性。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宜率先推行全国性农民自治团体的建设，特别是侧重建立乡村的全国性农民社会组织。其不仅能够保护农民的整体利益，而且有助于化解乡村社会与政治体系之间的张力与此同时，将调整乡村组织结构与建立全国性农民社会组织并举，可以有效改善“顶层-基层的脱节”并转变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真空化困境。

作者简介

亓光，1983年生，男，江苏徐州人，法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访问学者。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制度推进路径研究”（14BKS039），中国矿业大学“党的十八大精神”专项研究课题重大项目（2013ZDAXM06）及中国矿业大学基础与新兴学科建设项目（04212）的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亓光，1983年生，江苏徐州人，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狄恩??普鲁特、金盛熙：《社会冲突：升级、僵局及解决》（第3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第8页。

在这个图示中，纵横二轴分别代表不同主体的价值诉求的维度（单一的或复合的）。虚线部分代表主体能够感知或可以确认的价值诉求，P与O是两种不同的感知状况。图示中，A、B、C、D表示各种已经能够确定的选择性方案。由此可见，A、B是偏好性选择，即只能某一主体的偏好而忽视另一方的价值诉求，这必然会带来大量矛盾和冲突。C是一种博弈方案，意味着两方在各自让步的情况下，实现的较为有利的共同性价值感知，是一种政治妥协的结果。而D则是对双方均很有利，是在遏制非理性价值诉求的前提下能够实现的最佳共识状态，是政治整合意图实现的结果。在这里，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研究者将D点的选择性方案称为“整合式解决方案”。只要兼顾或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或价值诉求，就可以利用存在的社会资源提供某种整合式解决方案。这也正是社会组织发挥其政治整合功能的总前提。

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04页。

周红云：《社会资本与民主》，北京：社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0页。

张静：《法团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6-18页。

王利平、苏雪梅：《非正式组织及其管理和控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 年第 5 期，第 57 页。

何增科：《社会大转型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 年第 3 期，第 22 页。

狄恩??普鲁特、金盛熙：《社会冲突：升级、僵局及解决》（第3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