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时间和经过 老照片中的晚清政治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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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朝鲜国王李熙派大臣金允稙带一百名朝鲜学生到天津游学。中国人向朝鲜人介绍军事技术、科学知识，就像中国人到欧洲一样。天津机器局会办潘骏德告诉金允稙，照相“甚易学，购买机械，不过费一百五十两银子，销一月工夫，便可学得。此亦从化学中来。弟曾讲化学，无所成就，惟通照像一法，自谙不让于人。如有传习之意，备机械、送人学习可也。”想想，潘骏德当时相当于一个厅级干部，他说只要花银子买设备，就包你学会，说明摄影在洋务官员中已成为一种私人可以掌握的技艺。

也有人对拍照持审慎态度。1887年5月8日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载，这天他和孙家鼐、徐郙等五人在孙家鼐家里拍照，自谓“余生平未照相，至此破格矣”。他的第一次拍照，差不多比恭亲王整整晚了27年。很多人以为翁同龢是一个改革开放人士，其实翁很保守，拍照都是破格了，显然此前他坚守过不拍照的信念。遗憾的是，这次拍的照片迄今尚未获见。

早期摄影中的官员形象

当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火烧圆明园。10月24日，中英双方在礼部签署《北京条约》。条约签署后，英国谈判代表额尔金勋爵请比托给恭亲王拍摄一张照片。恭亲王没有看到过照相机是什么东西，额尔金让奕欣坐着不要动。这座像迫击炮的装置使得恭亲王“神情恐惧，面如死灰”。

摄影技术传播之后，中国官员们出现在图像中。除了刚才讲1844年用达盖尔法拍的耆英像外，还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外国人为中国官员拍的照片。下图左边的人是粤海关监督恒祺，右边是广州将军穆克德讷，这两张照片均摄于1858年，那时有拍照机会的中国官员还是非常少的。注意，他们的面部都是斜对着相机。当时有迷信的说法，说人若看着照相机，魂魄会被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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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听说过叶名琛，他是大学士和两广总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因为守广州不让英国人进城，1859年被英国人抓走，关到印度加尔各答。在中国的文献里，一般对叶名琛持批评的态度，认为叶名琛打仗的时候，狂妄自大，所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但是一个首相级的大官被抓，他自比“海上苏武”，带了一批食物到印度，吃完以后，因拒吃异乡粟米，绝食而亡，还是有气节的。这是他生前的两张照片。绝大多数对近代史有了解的人，没有看到过叶名琛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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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鸦片战争中，代表清政府去与英法谈判的是桂良和花沙纳。桂良是恭亲王奕欣的岳父老丈人，也是大学士。照片左边是吏部尚书花沙纳，当时英法联军攻陷了天津大沽炮台，咸丰帝派他们去谈判，最后签订了《天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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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6月28日，桂良和花沙纳与英国代表额尔金在天津海光寺签订《天津条约》。当时的画报不能直接印刷照片，需将照片制成版画，版画由很多密集的小点和线条组成，就像现在印钞票的雕版技术。同时，一些重要的历史场景，也用版画的形式来表现。究竟这些版画有无照片为底本，需要辨析和研究。老画报上大多数版画都以老照片为底本，而且相似度非常高。也有一些版画，尤其是重大事件题材，是创作，没有照片。下面这是签订《天津条约》的画面，估计是创作而非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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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天津条约》后，桂良南下上海，他同花沙纳和两广总督何桂清与英国、法国、美国在上海英领馆签署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在英领馆，1858年10月30日，他们三个人拍了一张合影。这三个人右边是桂良，中间是两江总督何桂清，左面是花沙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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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已经有了随军摄影记者，意大利人费利斯·比托，跟随英法联军拍过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7年的印度反英民族起义。1860年英法联军第二次攻打大沽口，最后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比托是随军记者，他拍摄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的照片，拍了北京城内的很多建筑，还给恭亲王奕欣拍下了人生第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