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不要锡金_锡金王室_锡金王国 国歌(19)

1980年对地方实行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将的汉人干部职工大批撤回内地；二是授予可以不执行命令的"尚方宝剑"。汉族干部空出的职位迅速由顶替，使从那时起转向民族化和本地化。藏族干部中信教（或暗中信）者的比例相当高（尤其在基层），信教就要拜神，而既是宗教之神，又是对国家而言的敌人，那么信教干部双重之身，是以拜神为先，还是以对敌斗争为先，就成了一个始终处在微妙状态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之下，如果其手中再有一柄被允许"不听"的尚方宝剑，其中的变数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将会非常之多，后果也将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目前的政策有一个"怪圈"。怪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策的主要进步是落实宗教自由，这一进步只可继续，不可逆转全民信教。宗教本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的盲目服从，既是宗教领袖，同时又是中国的敌人和反对派的领袖。喇嘛是形成这个"怪圈"的关键一环。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对全民信教的族所拥有的精神影响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引导族跟随他反对中国统治的号召力，从而把宗教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他的工具。

目前有一种治藏思路，是以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去争取民心，瓦解宗教控制，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解分离主义的影响，同时，现代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与中国内地一体化融合，也会成为对分离主义的制约。根据大致统计，从进藏的1951年至今，给自治区（不包括其他藏区）的钱物总值约为400亿元人民币。按此数平均，自治区全部人口平均每人每年都能得到500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一年到头所有人甚麽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超过内地大多数百姓一年辛苦的收入。在，凡是需要花钱的事，只要去追踪钱从哪来，源头几乎全是拨款或内地支援。如果离开内地供养，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镇）连几天都难以维持。对的拨款越给越多（1993年给的财政拨款比1952年增加163倍），问题是对于上述治藏思路，效果到底怎麽样？

市场经济对宗教的确有消解作用，尤其是卷进市场活动较深的城镇，宗教意识已渐淡漠，开始热衷世俗享受。今天去，可以强烈感受到那座古老"圣城"的世俗化。不过，在经济发展淡化宗教影响的同时，传统宗教让出的空间却被现代社会的另一种准宗教即民族主义所填充，甚至宗教的被削弱还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蔓延条件和催化剂。在这层意义上，的力量并没因为宗教的削弱而变弱，因为他不仅是的宗教领袖，也是其民族主义领袖。社会世俗化进程在削弱他宗教领袖之影响的同时，同时加强了他的领袖之影响。

事实表明，目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城镇青年，反而更具有离心力强．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特点。他们是近年进行反抗运动和街头骚乱的主要力量。骚乱时的囗号之一虽是"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然而喊口号最响的，往往都是早已不吃糌粑、热衷汉菜和西式点心的人。

另一方面，不管城镇的宗教如何受到物质主义瓦解，在广阔的牧区和农村，高原的严酷生活却注定了与宗教保持不可分离的关系。钱对生活在大山雪原中的只是某时有用，神对他们却是时时刻刻都有用。没有神的指引，人在那种环境中是支撑不下去的。从这种角度来看，宗教又是不可能在广大地区和多数人囗中被真正瓦解的。由此，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同时成为可以左右开弓的利器。

从考虑危机的角度看，比新疆问题更大，原因就在新疆已经有了500多万汉人在那里安家(其中有近200万人在农村和基层），无论历史发生什么，他们都会是中国主权在新疆根植的坚实土壤。而数量只有几万的在藏汉人，现在是人身在藏心不在，他们家在内地，脚下无根，有风则散，到那时，主权就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

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未能如控制新疆和内蒙古那样牢固地控制呢？"无人进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人"指的是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内地人。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几百年来人口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的投奔之地，为什么唯独绕过身边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而不去呢？原因就在于高原的高海拔所造成的缺氧、恶劣气候和荒凉环境，是被农耕文明培育的汉民族从根本上不能适应的。中国的人再多，对控制有意义的却是能够进藏的人有多少，如果都不进藏，再有人口优势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