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医大的地位_哈医大大庆专科多少分_有关哈医大血案的分析(19)

谢汝石介绍称，我国给医院的定位为福利机构，公立医院属于事业单位，医生的收入并非市场供求关系的体现，而是由决定。因受到诸多因素包括政策因素的种种制约，导致了医生薪酬水平普遍偏低。

此外，不少医院院长吐槽，给医院的拨款只能维持其日常开支的10%，其余都要依靠医院自身创收，维持自身生存空间都困难，怎么可能加大人力成本支出？

《人民日报》刊文《明天谁来当医生》亦提到，很多医生感到劳动价值得不到尊重，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于是把不合法的“灰色收入”视为合理补偿。“灰色收入”提高了收入，但却降低了职业尊严。

某种程度而言，提高薪酬也是给予医生尊严的一种方式，高付出收获高回报，医生的劳动价值也需要应有的体现。2009年卫生部（现称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表示，一个医生可以同时选择三个执业点，自由执业成为可能。

放开医生自由执业，医生的劳动价值就能由市场定价，打破现有的事业编制藩篱，以药养医或许也将真正成为历史。此外，谢汝石认为，医生多点执业不仅有助于提高薪酬，还会促进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医疗市场真正发育健全，公众才能各取所需，医生从业积极性也会提高。

只有圈子里的人才知道

“和过去不一样，除了穷困，医生开始有生命之忧了，个别享受不到基本服务的病人开始动手了。”冯唐这段文字背后的现实，是裸的医患冲突，拳头、利刃和鲜血让“白大褂”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甚至被彻底遗弃。

杨琳离开医院，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各种事把她逼到了那一步，然而如今回想起来，医患矛盾或许是导火索。她所在医院的妇产科全国知名，尤其是其生殖中心更蜚声海外。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已经80多岁了，还在出门诊，她是业内知名专家，找她看病的患者尤其多。一对夫妇提出了无理要求，老教授没答应，他们就破口大骂。”杨琳的内心经历了第一次“地震”。

“平时出门诊我对患者也非常耐心，即便如此，仍然被投诉。”杨琳回忆，一位患者要求加号，但是当天她的号已经全部放完，如果加塞儿给该患者看病，对其他人就不公平。

几番解释后，该患者还是闹到领导那里狠狠“告了一状”。“当月奖金几乎全部扣光。”杨琳说，在这种环境下，自己的状态渐渐不对，在病房里，产妇家属的自私让她第一次拍了桌子。“我怎么变成了我最讨厌的样子？”杨琳开始纠结，24小时住院医值班制度，忍着阑尾炎穿孔的危险给患者做手术，每天晚上10点下班，累得不想和老公说一句话……

离开才能改变。

如今的杨琳是一位出色的媒体管理者，她也有过重回医院的念头，可是朋友在看过她主持的一场媒体论坛后评价“你现在的状态才是最好”。

杨琳的老公也是一名医生，“我现在希望医生每天都平安。”在记者采访杨琳前的一个月，2013年11月5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邀请跆拳道专业讲师，给医护人员传授《防身意识与防身技巧》。现在的医患纠纷早已突破了过去的投诉和谩骂，几次探触死亡线。

中国医院协会发布的《医院场所伤医情况》显示，2003年到2012年，中国共发生恶性伤医事件40起，其中2012年发生11起，造成7人死亡，28人受伤。

2012年的哈医大一附院实习医生王浩遇袭，2013年浙江温岭杀医事件，医生群体第一次集体发声、第一次全国性默哀、第一次抱团取暖。期间，医生有逆袭，亦有逃离。

在卫计委生命伦理专家组成员，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助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看来，医院是最容易爆发各种社会矛盾的环境，因为医院涉及死亡和痛苦，在这里一个人的灾难往往等同于一个家庭的灾难。

控制不住的情绪，首先发泄到了医护人员身上。

“医患冲突是社会问题在医疗领域中的凸显，归根究底，就是信任不再。”袁钟指出，医患之间恰恰是最需要信任的，可这个行业受到金钱的冲击巨大，逼着医生去赚钱，医生怎么能给患者一个信任的理由？同样，患者怎么能给医生一个敢于为其冒险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