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读后感精选10篇(7)

王道还先生在史语所的边缘地位突显了一个学术世界的现实或荒谬：在世界学术圈——以一中国史专题来说，其核心大约是个数十人的团体——中发表、传阅、讨论文章才算是学术贡献，而王君所写的，让上百万民众、学生看的科学普及化文章不能称作学术贡献。

问：说到学术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我又想起《寻羌》中您提到的黎光明，这位传奇人物在史语所1928年创立时即受聘为助理员并迅速开始考察岷江上游的民俗，但1929年从川西回到史语所又迅速离职，1946年竟惨死于铲除鸦片的靖华县长任上（而且他还是回民）。黎光明当年是很不为傅斯年喜欢的，您后来把他和王元辉合著的尘封了74年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整理出版了，您会担心被视为“不务正业”么？

王明珂：我出版黎光明、王元辉的《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原报告名为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一个不具人类学背景的调查者所写的学术报告，是为了突显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特点。黎光明与王元辉描述的是许多活生生的个人；在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中，“个人” 不见了，我们只见到苗族、藏族。黎光明与王元辉记载一些偶发的事件；在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中，“事件”不足为道，那只是浮在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上的一些瞬息即灭的光影。黎光明与王元辉不隐瞒他们在“落后民族”中看见的新事物，但人类学家刻意无视于此，而到最偏远的村庄去寻找一民族的“传统文化”。最后，黎光明与王元辉不掩饰他们对“边疆同胞”的偏见，但人类学者的偏见被学术包装起来，将造成我们今日对原住民或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

在台湾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与人类学界，我早已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了。很早便有史学前辈公开说，“历史怎么会是人们想什么就是什么 ”——这便是他对“历史记忆”的了解。而资深人类学者也说我研究的不是历史人类学，因为“西方历史人类学者没研究这些问题”。穿梭于各学科边缘，根据我的毒药猫理论，我是有可能成为各学科主流威权心目中的“毒药猫”的，如同RenéGirard著名之代罪羔羊理论中的代罪羔羊。代罪羔羊是无辜的，没有主动能力的，但我宁愿自称“毒药猫”，有主动穿越、破坏边界能力的“毒药猫”。或我也可以自称“武装走私者”，将学术精华由一学科穿越边界带到另一学科中。“ 武装”是说我认真研读各学科经典之作，那些（代表学术正统威权的）追捕者若无适当学术武装，就别惹我这“走私者”。

本文原刊载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4日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读后感(三)：【转】新京报书评周刊专访王明珂：在反思中剥茧历史

若干年前，一位四川的羌族老人对台湾历史学者王明珂讲述了过去村寨间经常性的暴力冲突和人们时时的恐惧，最后说道：“那是因为过去的人没‘知识’，不知道大家都是一个‘民族’”。

“这些话一直纠缠着我，它让我反思：为何我要解构这样的知识（使他们成为羌族的典范历史与民族知识），解构这样的民族？”王明珂的学术取径受后现代主义学风影响，曾相当具有解构性，但老人一句话的“纠缠”促使他对羌族研究的论述目的有了更深的理解：让人们知道本地人类生态由什么样的过去走来，并让人们思考，为了缔造更理想的明天，我们应往什么方向走下去。

这样一种反思意识，在新书《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得以延续。结合史学与社会科学，他尝试解答的不只是历史问题、民族问题，也是社会现实问题——我们得自社会的历史与其他记忆如何影响我们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如何突破社会文化与学术教条施予我们的认知障碍和偏见？如何让个人基于反思性认知产生反思性行动，逐渐造成社会的良性变迁？

王明珂直白而真诚地将“历史”比喻为我们感觉麻痹的“脚底老茧”，但他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学术研究的目的是造就具反思性的个人。”于是，在这本论述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认识社会表相的书中，他在为读者抽丝剥茧，也在为自己寻找解构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