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读后感精选10篇(6)

王明珂：我在“中研院”服务20多年，从来不会由行政系统知道某重要政治人物将来访；经常是回家后，从电视上知道当日“总统”或“行政院长”来访。

历史语言研究所拥有约55位国际著名大学的博士（其中近半数是哈佛及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又享有大量学术资源，目前的研究成绩是远远不足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研院”其他各所一样，有十分严格完备的升等、续聘、评鉴办法，学术环境是不错的。然而，我所熟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常过于典范化、精致化，或盲目追求学术新潮以与世界学术接轨，而使得学术完全与现实脱离，也难以产生有创造力的成果。

现实关怀与学术研究结合才是学术本分。但台湾近十多年来，在“建立台湾主体性”之政治文化风潮下，许多学者以遗传基因学说明台湾人与中国人有基本差别，以语言学说明闽南语和北京话的差别……即使在“中研院”，也有一些学者、院士投身其中。难道这便是学术与现实关怀的结合？

问：我同意您以适当方式介入社会变革、表达现实关怀的主张，但如何守持学术本位？像内地这几年通过《百家讲坛》热播而走红的一些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似乎难以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被尊敬，一些二流学者通过和大众媒体的互相利用得以获取非常多的声望资本。我也听说您的同事王道还先生虽贵为岛内科普和文化界的知名人物，但年年都面临着可能被解聘的危险？

王明珂：恪守学术本分难道只是教教书、写写与世无争只在学术界有争议的文章吗？我认为，现实关怀与学术研究结合才是学术本分。但台湾近十多年来，在“建立台湾主体性”之政治文化风潮下，许多学者以遗传基因学说明台湾人与中国人有基本差别，以语言学说明闽南语和北京话的差别，以历史学强调台湾历史始于三四百年前的闽粤移民，以人类学强调台湾的南岛民族特质与平埔族（平地原住民）文化。即使在“中研院”，也有一些学者、院士投身其中。难道这便是学术与现实关怀的结合？若有一天两岸统一，台湾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是否以上的遗传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研究都要重新来过，以证明台湾人便是中国人？

我认为，缺乏反思性的学术介入政治社会现实，对社会、学术来说都是一种灾难。以上许多学者在“建立台湾主体性”上所做的所谓“学术贡献”，正应着布迪厄（PierreBourdieu）所指出的一种缺乏反思性的学术偏见——因学者自身的族群、性别、社会阶层等身分认同所造成的认知偏见。这些学者将学术卷入个人的政治见解与活动间，或更普遍地以重量级学者身分支持其学术见解，或以学术领导地位推动有政治目的之大型研究计划，以学术经费、奖金推动具意识形态的特定研究，都是学术灾难。

在台湾，以上学者毕竟并不多。更多的学者，或可能关心社会现实，但他们更热衷于解决宋代科举、明代士人以及某原住民群体的“人观” 等问题。这也应着布迪厄指出的另一个缺乏反思性的学术偏见“学究偏见”（intellectualistbias）——将现实世界建构成一个有待被解释的学术图像，以一大套预先假定的理论、方法、原则、词汇来探索描述它，而忘了现实世界中有许多待解决的具体问题。这些存在于学科自身内的偏见，也深深影响我们对现实世界种种表征的理解，或更深化许多原已存在的社会问题。譬如有些学者已指出，人类学的许多田野方法与理论、词汇所创造的知识，让边缘人群（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如原住民、少数民族等）持续边缘化。如在国际上，人们关心政治造成的人类不平等、剥削与迫害，但若不平等、剥削、迫害是民族宗教或文化的一部分则无可厚非——这多少是人类学的“贡献”。

我对《百家讲坛》的内容、这些名家出版的书不太了解。然而谈到知识常民化，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将什么样的知识常民化？争论一些历史事实，而造成国家间、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描述一个边缘人群的异类文化，让他们永远存在于现代与变迁的边缘？通俗、有趣，容易让一些观点、价值普及于群众之间；但也常因为通俗、有趣，让包裹着许多偏见的知识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