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读后感精选10篇(5)
历史学家常抱怨,我们无法像人类学家那样观察现存的社会——由隐藏的社会结构到每个人的情感与意图。而我强调的便是,事实上,已成为过去的一社会之结构与个人,都化为种种密码藏在历史文本之中,我们只要知道如何解码,便能像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一样深入观察一古代社会。
最早出版的《华夏边缘》,初步建立以“历史记忆”来研究“族群认同”这样的研究框架。在《羌在汉藏之间》中,我从羌族研究中认识“ 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也因此认识更普遍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历史心性,便是一种影响历史记忆与叙事的文本结构。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我借着对历史心性的认识,重新解释中国史籍中黄帝、炎帝及箕子、太伯等英雄祖先历史,以及一些被视为传说的弟兄祖先故事,也藉此说明华夏及其边缘的形成、发展与近代变化过程。《羌在汉藏之间》是化陌生为熟悉,《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则是化熟悉为陌生;两者共同构成我所称的反思性知识。反思性知识造成有反思及反省能力的个人。
《游牧者的抉择》则讨论“长城”这个古老的华夏边缘之建立与崩解的过程;书中所有单于南下牧马与汉军北伐的历史事件皆被视为表相,产生这些历史表相的人类生态本相则是,长城隔断了人群生存资源的流通。在这书中,我也强调个人的行动抉择能突破边界(包括长城),改变社会现实本相。副标题“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表明这本书是从另一角度思考中国北疆历史,今日满蒙藏族皆为我国族同胞,那么强调华夏英雄跃马长城、北逐鞑虏的历史不是十分荒谬吗?
我在“中研院”服务20多年,从来不会由行政系统知道某重要政治人物将来访;经常是回家后,从电视上知道当日“总统”或“行政院长”来访。
问:1990年代中期以来,您和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陆续有了比较多的业务往来,和李绍明、王铭铭等也有了一定的私谊,对两岸学术同行的治学风格、路数和各自优劣有哪些体会?
王明珂:简单地说,20世纪上半叶以来,新的历史学及社会科学由西方传入中国,后来随学者播入台湾,在台时期又不断有留学生自西方名校毕业返台。因此,台湾各学科的学术传统、师承,以及它们与西方主流学术界的联结,从未中断且十分稳固。在大陆,有些社会科学学科曾有数十年的中断;重新恢复并自西方输入时,又值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兴之时,过去的学术经典受到质疑与批判,跨学科之新研究领域、议题受重视。
台湾学界,各学科(主要指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由高校课程、论文发表到学术组织、国际交流,都大致系统、制度完整。但各学科各自划界,学科内还分有许多小圈子。其次,长久以来学者对本土现象、资料、问题缺乏反思性研究。
内地方面,由于中断后再重建时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皆尝试追随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缺乏稳固的根源(我是指如 1940年至1980年代的人类学),难以建立完整的教学体系。优点是,较不受各学科边界约束,跨学科间的交流互动较多,学术讨论批评之风也较盛行。两岸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多些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
两岸间还有一个社会学术环境差别便是,内地学者与一广大的“读书人”群体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我今天在此受访的原因)。台湾自然也有一群“读书人”,但他们的读书品位几乎与台湾学术无关,而是被一些文化人导引至对日本、欧美畅销书的欣赏上。像《中华读书报》这样的媒体,如葛兆光、王铭铭、李零等学者能广为读书人所知,如学术性书籍可被评为年度好书,在台湾都是不易存在的现象。台湾大报《联合报》的“读书人”版最后只剩得一周一个版面,但在今年中还是全面结束了。
问:也请您谈谈“中研院”和史语所的学术研究环境与研究情况。史语所在防止学术腐败方面有何成功经验?匿名评审等制度在实际运转中的效力如何?
人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