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读后感精选10篇(3)

本科毕业后，教了一年中学，王明珂又考回师范大学历史院研究所读上古史，当时在这里兼课的“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管东贵先生是他的指导老师。硕士论文“上古的姜、羌与氐羌研究”大肆解构传统定论又给不出新解释，惹得管先生讲出重话：“你的硕士论文可以毕业，可以出版，但是上面不能有指导教授的名字。”王明珂那时年轻气盛：“当然只有我的名字，那都是我的意见。”“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有一群人可以迁徙一千多年仍然是一个民族，民族到底是什么？”写作硕士论文形成的问题意识此后一直影响着王明珂。

不过，力荐王明珂加入史语所的正是管东贵先生。在人才济济的史语所，王明珂最初3年投给《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稿子，全部未经审查便被退回；自修人类学，但与人类学本科系毕业的同事王道还一交谈，便知道自己没有读懂。那3年，是王明珂求学生涯中非常痛苦的3年。

史语所最初3年的“困学”，却使王明珂1987年至1992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习如饥似渴、如鱼得水。“那几年，整个东亚系唐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没人教”，王明珂在本系只修了日语，选的几乎都是张光直、汤拜耶（Stanley Tambiah）和ThomasBarfield、JamesWatson等人类学系学者的课，广泛涉猎英国体系规范的经济人类学、亲属体系、游牧社会、考古人类学和当时流行的族群理论等知识，尤其是广泛阅读了各类民族志。哈佛人类学系的研究生们多习惯以其占优势的田野经验来探讨高深理论，王明珂因此改掉了在台湾时空谈理论的习惯。在博士论文后期，王明珂开始研读沟通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社会记忆理论，并尝试将其与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

1992年，王明珂摘得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博士帽后返台，获史语所终身聘职。史语所的语言学家孙天心1992年左右就来内地的羌族及马尔康地区研究语言，他后来给王明珂介绍了四川省民委语言办和汶川（威州）师范学校的一些朋友。

1994年夏天，王明珂终于第一次来到内地，从北京一路去往西安、西宁，并在汶川见到了他硕士和博士论文中的研究主题“羌族”。

十年间，王明珂做羌族田野调查的时间累计约一年。当汶川大地震爆发时，王明珂格外揪心，但他更清醒地知道：“即使没有这次地震，羌族社会文化也将成为过去”，“我十余年的‘寻羌’之旅所找到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

2003年至2007年间，王明珂又多次来四川、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地考察当代环境与牧业，目前又转向康藏族群与文化研究。

近年，他在内地累计出版了《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楚乡悲歌：项羽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5月；入选《中华读书报》2008年度“十佳”图书）和《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 月）、《寻羌：羌乡田野杂记》（中华书局，2009年5月）、《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7月）。此间，王明珂还整理出版了史语所前辈黎光明、王元辉合著的极具民族志价值的《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原名为“川康民俗调查报告”）。

王明珂试图建立一种历史知识，让当下所有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对自身在历史上的存在有深入了解，从而知道如何珍惜及改进社会现实，进而让整个体系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但以“历史记忆”来研究“族群认同”的努力也招致了怀疑，有台湾史学界前辈公开质疑他“历史怎么会是人们想什么就是什么”；还有台湾资深人类学者不承认王明珂研究的是历史人类学，因为“西方历史人类学者没研究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