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读后感精选10篇(2)

在某种意义上，王明珂试图突破从“被历史规划”到“在规划下生产历史”这个循环的方法也有点类似于马力罗，即放弃一劳永逸的确定性的诱惑。面对置身其中的社会性偏见（出身背景、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学术场域偏见（学术地位、利益和权力角逐等）、学究偏见（以理论、方法、原则、术语忽视现实世界），王明珂找到的对策是“反思史学”，一种结合多种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研究，一条可以追踪社会本相的路径，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对典范历史的反抗。

“如在一个夏夜，荷塘边有许多不同品种的青蛙争鸣，不久我们会被一个声音吸引，一个规律洪亮的声音，那便是典范历史，被忽略、压抑的其他蛙鸣，便是边缘历史，我们对历史的整体了解，在于倾听它们间的争鸣与合鸣，并由此体会荷塘蛙群的社会生态，一个隐藏的景。”为了达到对历史的整体理解，王明珂提出了“凹凸镜”和“燃烧木杆”等史学工作方法，前者指的是一种田野方法，通过多点移动的方式观察表相变化，进而发现变化规则，了解其性质和真正的状貌；后者指的是对“边缘”进行围观考察，借以了解历史变迁，换言之，它不仅是参与观察，还是对参与的观察。

回过头来看，自后现代的批判和解构思潮像泰坦巨人那样冲入那些原本稳固、庄重和坚实的规整学院以来，它的一通乱砸乱跺让很多自命为“科学”和“客观”的知识从此卷入了一种颠簸的意识变动之中。形而上层面的疑虑像顽固的幽灵一样从未消失，而非像马力罗声称的那样早已解决，但这些疑虑似乎也没有像想象的那样带来巨大的破坏，正如我们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所看到的那样，当一个史学家投身具体的工作时，他总是能抛开疑虑，找到稳固的支点，并充满信念地工作。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读后感(二)：王明珂：宁愿做台湾学界的“毒药猫”

记者燕舞

王明珂狂称自己的研究范围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但这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中研院”史语所）的研究员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史，因为那也是父亲王光辉坎坷命运的一部分。曾就读于武汉“中华大学”的父亲本是造纸商人家的少爷，受抗日热潮的鼓舞考入黄埔军校（时称“中央军校”）15期，远征滇缅战场时成为孙立人将军麾下（新一军）的一名连长。

1952年，王明珂出生在南台湾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并在这里一直度过20岁之前的时光。几乎是在父亲的挫折和父母成天的吵架声中度过贫穷而压抑的童年。为暂时忘却家庭烦恼，王明珂高中时曾在眷村子弟组织的“黄埔帮”中厮混。朋友中不乏读完卡夫卡、尼采感到苦闷而去找人打架的，也有书包中经常带着保险套、短刀与新诗集的。混太保、打群架之余，王明珂也在报纸上发表散文和小说，赚一些零花钱。

换过4所高中，考大学时“考的分数乘以2都考不上”，命运的转机发生在22岁服完两年兵役回家后的7个月里。下定决心考大学的王明珂强迫自己每天读15小时以上的书，用半年温习完荒废掉的全部高中课程。一个在台北混黑道的眷村朋友（两年后被敌对帮派砍死在台北街头）来探望，看到王明珂一心向学，只留下一句话：“替我们打溜的（即“混混”）争口气！”1974年，王明珂终于如愿考上公费的台北师范大学。大三时，为了赚生活费，写了“项羽传”，因为小说中的农民起义描写而被“警总”找去谈话。

30多年后，王明珂仍“很感激那些一起走过的朋友们”；仍念念不忘那半年备考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尝试；仍感念父亲“为了生活，为了让妻儿及村上朋友瞧得起，他挣扎于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而至死他仍相信自己是个军人”。

眷村家庭大多没有年老长辈在台湾，所以传统中国由邻里宗亲维系的价值观在这里日益松动，眷村生活给王明珂的最大影响就是“叛逆”，“后来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是各种典范的叛逆者”。